限制与发展：新中国烟业改造政策的肇始及其在上海的实践

限制与发展: 新中国烟业改造政策的肇始及其在上海的实践

沙青青

[摘要]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全国卷烟工业最重要的产销重镇。在上海解放前,全市共有烟厂112 家。全国一半以上的卷烟生产设备集中于上海,烟业相关从业者超过10 万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卷烟工业一度陷入萧条。在此背景下,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于1950 年7 月在北京召开,由国家食品工业部牵头主持。此次会议成为中共建政之初烟草工业政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亦为新政权日后的烟草行业管制政策定下了基调。它规划了日后公营、私营及外资烟草企业的发展方向,为日后上海以及全国烟草专卖体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本文主要讨论1950 年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召开前后国家烟业政策的变迁及在上海所引发的波动。

[关键词]新中国; 上海; 社会主义改造; 卷烟业; 专卖制度

[中图分类号]K295.1; 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18) 03—0185—13

[作者简介]沙青青,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200031

长久以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烟业转型与改造的专题研究并不多。1一般而言,学界多将该领域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范畴来加以考察,而未能有效结合烟业自身特点来进行分析。

2实

际上,较之其他私营占主体的工商业领域,烟业是第一批全面接受国家化、公营化以及国家专卖改造的行业。在1953 年10 月新政权宣布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公私合营之前卷烟工业便已开始被纳入国家专卖体制,私营企业比重快速下降至较低水平。1952 年时,曾是全国私营烟草企业数量最多地区的上海,其私营烟草企业所占的产值比重仅存有24% 。3至1955 年,私营卷烟企业几乎名存实亡,资方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政府全面掌控上海卷烟工业已成定局。

对于这段包括卷烟业在内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历史,目前学术界普遍持一种二元论调: 既承认新政权采取了扶持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也认为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是自愿或半自愿地接受公私合

[1]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烟草行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时段: 其一是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其二是1980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前一个时段的概述性研究可参见方宪堂主编的《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后一个时段的研究可参见: Peng Yali,“Smoke and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Tobacco. ”Ph. D. Thrsis,Uni-versity of Oregon,1997; Wang Junmin,“Market-Building as State-Building in China’s Tobacco Industry,”Ph. D. Thesis,New York Uni-versity,2007; 陶明: 《专卖管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理论、问题与制度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5 年等。

[2] 实际上,早在1980 年代便有学者尝试从宏观层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参见Dorothy J. Solinger,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新近研究成果可参见桂勇: 《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1949—1956)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年版; 李福钟: 《新民主主义时期( 1949—1956) 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2 年; Matthew Kohrman,Gan Quan,Liu Wennan,Robert N.Proctor,eds.Poisonous Pandas: Chinese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in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市档案馆藏。

营之类的政治安排。1不过,若以1950 年前后中国卷烟工业为例,可以发现新政权在改造和接收问题上,有着一个明显的既定方针———尽快在卷烟工业实现国家垄断与专营。为了能够贯彻此方针,其采取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改造策略,并辅之以试探、迂回等具体运动方式。而大部分卷烟工业的私营工商业者面对来自新政权的改造压力之初,都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尤以上海的卷烟从

业者为最。

在1950 年7 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上,这种“反抗”公开显现了出来。

2在上海代

表的带领下,政府主管部门的部分提议遭遇了激烈反对,陷入难以推动的境地之中。由于双方出现了激烈的博弈,相关主管部门转而采取更加和缓的方式来推动卷烟工业的改造,并开始为其政策构建更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在此次会议以后,新政权将上海卷烟业视为全国卷烟业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战场。本文就将以上海卷烟工业为中心来检视1950 年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前后中共改造策略的演变,以期揭示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形成的最初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限制与发展并存的动态关系。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卷烟工业的衰退及其影响

( 一) 企业经营情况的恶化与卷烟产量的下滑

1949 年初,上海市共有烟厂112 家,其中无专业生产机器设备的乙种烟厂有华东等15 家,属外商资本的企业有颐中、花旗两家,国营仅有中华一家,其余皆为私营卷烟企业。31949 年5 月底进驻上海后,中共便非常重视卷烟企业的接管工作,为此专门建立烟草接管组。4华东区军政委员会接管了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将南洋兄弟、鲁信、德昌、中原昌记改为公私合营( 或代管) ,并新设立了华伦烟厂,上海烟厂增至113 家。5尽管如此,自6 月后,上海卷烟工业遭遇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减产风波。

6 月正值上海的黄梅季节,由于货品容易受潮,烟草企业通常会在这个季节有计划地减产。经过七八月的盛夏后,9 月本该迎来上海地区卷烟生产旺季,而在1949 年却出现了旺季产量一蹶不振的罕见情形。究其原因除了战乱初定、原料运输不畅等因素外,也和当时上海总体经济形势的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自6 月以来,除10 月各卷烟企业平均有约5% 的利润以及9 月盈亏相抵外,其余月份均系亏损。11 月上海物价出现剧烈波动,各行业原料物资价格猛涨,是月的批发物价指数比上月涨幅高达132. 7% ,批发物价指数从9 月的270. 29 逐渐增至11 月的892. 41( 以1949 年6 月为

基数100) 。

时至年底,上海各类物价均大幅增长,以致出现卷烟生产成本高于市价的剪刀差,厂商生产越多亏损越大,最终迫使大部分烟草企业减产度日。1949 年12 月,南洋兄弟烟厂仅开工了13 天( 11月为23 天) ,华美烟厂仅开工13 天( 11 月为22 天) ,颐中烟厂仅开工14 天( 11 月为18 天) 。据国

[1] 近年来,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 “Capitalists Choosing Communist China,”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359—385.

[2] 学术界关于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关记叙类文字多仅局限于中国烟草行业内部刊物,如邓东林: 《一次规格最高的盛会———回顾中国首届卷烟工业会议》,《湖南烟草》2010 年第3 期; 曲振明: 《1949—1981 年烟草行业发展概况》,《湖南烟草》2007 年第4 期等。

[3]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1950 年,第1 页。

[4] 为了有效接管上海的工商企业,上海市轻工业处分别设立了三个接管组,除烟草接管组外,还有中纺接管组、化工接管组,另设一个机动组。参见《上海市轻工业处报告》( 1949 年6 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2 页。

[5]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4 页。

[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的物价资料汇编( 1921—1957 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355 页。

营中华烟草公司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相关部门组织的调查显示,当时上海卷烟企业大致可分为6 种情况: 能继续生产者36 家,无力生产者20 家,要求歇业者10 家,已迁厂者4 家,业已停工者6 家,无机器设备或从未开工者10 家,其余皆处于半停顿状态。11949 年5 月底,全市卷烟企业职工总数为 40 593 人,至1950 年5 月底,已降至23 326 人。 2

表1 1949 年下半年上海烟草企业开工情况统计表( 单位: 户)

月份开工 1—5 天开工 6—10 天开工 11—15 天开工 16—20 天开工 21—25 天开工 26—31 天合计

7 月 6 10 12 11 15 8 62

8 月 7 14 18 13 10 7 69

9 月 8 13 15 12 5 6 59

10 月 3 8 7 22 19 1 60

11 月 4 6 8 9 14 9 50

12 月 2 8 15 5 2 0 32

资料来源: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26—29 页。

若将1949 年5 月上海接管前后卷烟产量进行比较便可发现,5 月以后上海卷烟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1949 年1—4 月,上海卷烟总产量为434 857 箱。5 月,因战事影响,卷烟产量降至900 余箱。6 月,产量开始回升,当月达到24 000 余箱。虽然9 月时产量曾一度增至75 000 余箱,但随后即出现旺季减产的局面,至12 月,产量已跌至30 000 余箱,此为“上海卷烟工业前所少见”。1948年战争局势紧张,但上海卷烟产量仍高达1 270 321 箱,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而1949 年全年产量却仅有836 672 箱,同比下降了约34% 。3这些产量中的绝大部分均来自上海地区的大型卷烟企业如颐中、花旗、华成、福新、大东南、中华、南洋,中小型卷烟企业大多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况中。

图1 1949 年上海卷烟产量变化( 单位: 箱)

资料来源: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处调研室编《上海卷烟工业概况》( 1949 年8 月18 日) ,档案编号: B182—1—43,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17—18 页。 ( 二) 上海卷烟工业困境带来的影响

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卷烟生产基地,其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在全国卷烟市场引发极大的波动。上海及整个华东卷烟工业“所遭遇的困难和所表现出的混乱,是大同小异的; 这困杂和

[1]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5、26 页。

[2] 《上海卷烟工业尚有职工人数与失业职工人数统计表》( 1950 年5 月31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3]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13—14、17—18 页。另,本文中产销单位均以每箱5 万支为基本单位。

混乱,就全国情形论之,也可说是大同小异的”。11949 年6 月后,沪产卷烟在全国销量较之前下降约一半,从原来每月约12 万箱骤降至不足6 万箱; 上海每月销往华北的卷烟量平均降幅达88. 8% ,沪宁地区的销量也减少了约42. 5% 。2截至1950 年初,由于全国贸易交通处于南北滞塞状态,沪产卷烟在全国市场份额大幅度萎缩,使得华北、华中等地卷烟供应尤其是中高档卷烟供应出现短缺。陈云在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干部参加的中央财经会议上已指出,1949 年6 月后“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少,主要是纱布、纸烟等”。

表2 1949 年6 月前后各地区沪烟月均销量变化表( 单位: 箱)

销区上海沪甬沪宁华北华中华南台湾合计

范围市区及近郊

浙赣沿线,包括南昌、长沙、上饶等地区

南京、无锡、苏州、 常州、芜湖、安庆、 苏北地区

北京、天津、东北地区

汉口、郑州、西安、 沙市、宜昌、九江、 重庆

广州

台湾以及福建沿海地区

1949 年 6 月前

销量 24 000 22 800 25 200 18 000 18 000 8 400 3 600 120 000

占比 20% 19% 21% 15% 15% 7% 3% 100%

1949 年 6 月后

销量 22 000 15 500 14 500 2 000 5 500 500 0 60 000

占比 36. 6% 25. 8% 24. 2% 3. 4% 9. 2% 0. 8% 0% 100%

资料来源: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30—31 页。

受全国范围内产销量下滑的影响,上海卷烟税收大幅减少。而上海卷烟税收在全市所有货物税中所占比例极大,根据1950 年初的统计,卷烟税约占全部货物税的65% —70% 。5陈云在论及上海财政问题时,就曾要求华东局“力争上海主要行业( 纺织、印染、纸烟等) 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

在具体卷烟税率问题上,华东区军政委员会最初依照120% 的税率向沪上烟企征收,后考虑市场不景气的状态,一度将税率下调至80% 。1950 年2 月,卷烟税率又回调至120% 。7上海卷烟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认为,当时物价上升而社会购买力低下,政府继续执行120% 的高税率系“转嫁负担”; 希望与内地烟厂实行统一税率,以降低上海地区卷烟税率。在制造成本不断上涨与市场销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如此高税率使得绝大部分卷烟企业陷入流动资金枯竭的困境之中。

8上海私

营卷烟企业普遍呼吁“希望予厂商以便利”,“上海卷烟厂对税收贡献很大,优越条件应该给予上

海”。

9在这些企业看来,只有上海卷烟工业增加产销,才有可能增加政府税收。

1949 年6 月全市完税的卷烟仅2 万余箱,至11 月才渐渐增至7 万余箱。因11 月全市物价波

[1] 张春申: 《华东区私营代表张春申发言》,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74 页。

[2]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30—31 页。

[3] 《上海市卷烟概况》( 1950 年) ,档案编号: A4—1—13—12,上海市档案馆藏。

[4]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1949 年8 月8 日) ,《陈云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 页。

[5] 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41—42 页。

[6]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1949 年8 月8 日) ,《陈云文选》第2 卷,第5 页。

[7] 此时因物价波动较大,货物税局采取机动调整原则,在烟价上涨率超过原定牌价的20% 时,即行调整,因此,烟税调整频繁。参见国营中华烟草公司编印《上海卷烟工业概况》,第43—44 页; 余引玉: 《解放后的上海卷烟工业》,《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

第3 期。

[8] 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上海卷烟厂的近况: 关于上海市工商业困难情况与维持生产的调查材料》( 1950 年4 月12日) ,档案编号: A4—1—14—59,上海市档案馆藏。

[9] 《上海烟界座谈会记录》( 1950 年1 月8 日) ,《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2 期。

[10] 在东北地区实行卷烟专卖过程中,中共便意识到卷烟税收的重要性,继而提出卷烟工业有利于“充裕收入”“货币回笼”。参见《关于改进烟酒专卖业务,以充裕收入,而利货币回笼任务》( 1949 年5 月17 日)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 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3—185 页。

动剧烈,12 月完税卷烟又降至3 万余箱。其间,卷烟纳税额虽逐月增加,自1949 年6 月至12 月增长近16 倍,但这仅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增加而已,并无法反映实际产销量与税收金额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主要是受当时货币币值和市场通货膨胀的影响。

1950 年后,从中央到包括上海在内的地方政府都开始采取集权型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50 年2 月24 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批发物价根据中央贸易部决定,上海等大城市的批发物价由中央贸易部随时电告。3 月3 日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进一步严格监管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乃至市场流通。2作为全国轻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卷烟工业的兴衰与全国市场流通、政府财政收入都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尽快恢复上海以及全国卷烟工业,成为主管部门的当务之急。此外,新政权还希望能够对全国卷烟工业的市场格局、产销制度进行改造与调整。同时,也需要通过一次全国行业代表的会议来集聚新政权烟草行业政策的共识,而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二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上的政策博弈

( 一) 会议的召开与上海业界的准备 1950 年2 月,政务院批准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请示,正式将卷烟业划归食品工业部的工作范围。 3食品工业部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恢复全国范围的卷烟工业生产,使其成为新政权稳定的税源。为统一全国卷烟从业者思想,明确相关生产、销售任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食品工业部决定在 1950 年7 月召开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希望借此会议来协调行业内部的运营方式。此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从业者大会的形式来解决行业整体问题并讨论行业未来走向的第一次尝试。

上海卷烟业对此次会议相当重视,5 月即着手通过当时仍由私营企业占多数的上海卷烟同业公会同华东军政委员商讨赴会前的准备工作,如收集相关产业数据资料、提案等。46 月20 日至7月1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与上海卷烟同业公会为此次会议召开了相关工作会议,推选参加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代表人选并拟定报告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仅组织国营、合营及私营企业参加,外商不在邀请名单之列。因此,会前,颐中烟草公司曾通过不同渠道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了运营现状,同时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保障其每月至少1 万箱的产销量,否则企业将难以维系。6事实上,颐中烟草公司此时遭遇的种种问题亦是上海其他大中型私营卷烟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1950 年7 月,全国赴京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96 人,分别来自华东区、东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及华北区。各区代表中,华北区人数最多,达31 人; 华东区其次,为29 人; 中南区22 人; 东北区和

[1] 关于此时段上海商业税收总体情况的描述可参见陈永发: 《中共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以天津和上海为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 年总第48 期。

[2] 《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一辑·财政管理体制 ( 1950—198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年版,第31—36 页。

[3] 《对中财委关于食品工业部工作范围请示报告的批复》( 1950 年2 月1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60 页。

[4] 上海卷烟商业同业公会: 《为请准备华东区卷烟工业产销资料并推选去北京代表由》( 1950 年6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华东卷烟工业提案汇编》( 1950 年7 月)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2,上海市档案馆藏。

[5]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关于第一届华东卷烟工业会议总结草案》( 1950 年7 月) ,档案编号: B182—1—112—30,上海市档案馆藏; 谢刚: 《卷烟工业走向新生: 记华东卷烟工业会议( 6 月21 日—7 月1 日) 》,《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3 期; 《华东区卷烟工业汇报会议闭幕》,《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3 期。

[6] 《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提请事由》( 1950 年)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西南区各7 人。1会议于7 月18 日正式开幕,19 日至20 日,各地区代表分别进行情况报告。作为全国卷烟生产最重要地区的华东区最先进行报告,发言者分别来自国营中华烟草公司与私营大东南烟厂。21 日至27 日,分小组进行讨论,29 日进行总结报告。大会设4 个讨论小组,分别是原料组、生产组、成品规格组和推销组,相关提议、政策讨论均在各小组先行讨论后,再汇总至大会秘书

处。

表3 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华东区代表名单

上

海

地

区

代表姓名职别单位经营性质

曹达副经理中华烟草公司公营

张逸宾副厂长中华烟草公司公营

陈三达主任委员上海烟厂工会公营

詹荣曾计划科长上海土产公司公营

朱勇组织部长上海烟厂工会公营

俞中萼董事长大陆烟草公司私营

俞中芸襄理大陆烟草公司私营

陆权平副总经理华明烟厂私营

张春申经理大东南烟厂私营

章拔炯协理裕华烟厂私营

巢锡福秘书裕华烟厂私营

丁荷泉经理福新烟厂私营

黄祖尧襄理福新烟厂私营

张坤元秘书福新烟厂私营

戚中耕总经理国华烟厂私营

张书鸿副总经理国华烟厂私营

陈开春协理大华烟厂私营

王章甫经理元华烟厂私营

朱健行总务主任华成烟厂私营

陈灼特派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合营

简日生管理委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合营

其

他

地

区

王春洋经理济南永年烟厂私营

武彬如经理济南宏鉴烟厂私营

范岑厂长皖北烟叶公司东海烟厂公营

张日义经理山东烟酒公司公营

刘书芸烟草部主任山东烟酒公司公营

徐松图经理徐州复中烟厂公营

宋绩成研究员工业部轻工处卷烟工业组公营

郭可咏研究员工业部轻工处卷烟工业组公营

资料来源: 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大会秘书处: 《与会须知》( 1950 年7 月16 日) ,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 二) 围绕“市场专卖制度”的争论

在前两天各区汇报的过程中,整个会议进行得波澜不惊。然而,在随后举行的小组讨论中却爆发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各小组中,原料组、生产组和成品规格组主要从生产技术的角度进行讨论,推销组则着重讨论了全国卷烟市场格局与供销机制的改造问题,而此问题正是本次大会矛盾和争论焦点所在。

[1] 《全国第一届卷烟工业会议代表名单》( 1950 年)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2] 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大会秘书处: 《与会须知》( 1950 年7 月16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

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此次会议召开时,东北地区已开始实施“市场专卖制度”,而关内其他地区仍保持“自由产销、自由贸易”的运营状态。1在中央主管部门看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是当时卷烟工业中“最严重的现象”,而“自由产销”过程中,常伴有“生产力过剩”“偷税漏税”等问题。2就在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刚下达了关于“加强中财委私营企业局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对各地私营企业和市场秩序的管制。3于是,如何通过计划和专卖的方式来有效统辖整个市场,便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鉴于全国卷烟行业尤其是上海地区发生的严重困境,中央相关主管部门有意在这次会议上试探在全国推行“东北区烟草专卖制度”的可能性。实际上,早在会议召开前,食品工业部便已经开始在烟草生产系统内部推广东北区“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经验”。4而这种主张也能从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的开幕词中听出些许端倪。

在7 月18 日的开幕致词中,宋裕和将东北地区同上海的卷烟工业进行比较,指出东北地区卷烟工业“从1949 年2 月至12 月十个月中,平均每月销烟7 678 箱,在1950 年1 月至5 月平均每月销烟13 648 箱,较去年平均数上升77. 75% ”,而上海卷烟工业“1950 年1 至4 月平均月产35 593箱,较去年下降36. 53% ”。通过上述对比,宋裕和进一步总结道: “前者是从半殖民地经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后正在发展的现象,后者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急速变革中暂时衰退的情况。”

5同

时,食品工业部相关政策研究人员将上海卷烟工业当时的发展困境归咎于“盲目经营造成了十分畸形臃肿的状态”,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市场和工业结构的重新调整。

在7 月21 日推销组进行正式讨论时,华北区代表率先提出“地区市场划分”的建议。

7此建议

使推销组在各组中“讨论最热烈”; 会上,关于“可否划分全国销售区域问题,有完全相反的主张”。根据来自上海裕华烟厂的会议代表章拔炯回忆,华北区代表“列出的理由、办法等不下十项”,不过 “中南区的广州、郑州等代表,西南地区重庆代表,华东地区的山东、上海代表大致都不赞成划分市场”。与之相对,来自老解放区的华北区、东北区的代表则坚决支持“地区市场划分”的建议,双方争论相当激烈直至当天会议结束仍旧没有任何结论。这成为了推销组乃至整个卷烟工作会议“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

所谓“地区市场划分”主要是计划在全国各区域实行地区烟草专营,即各地区生产的卷烟制品只能在本地区销售,而不得向外地输出。[10]例如自1949 年2 月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后,东北区生产的卷烟被“限制在东北地区销售,同时限制外区卷烟入境”,当地及中央主管部门均认为如此便可“免去造成竞争市场,而影响生产”。[11]反对该建议的代表多来自中国传统的卷烟生产基地,其卷烟制品在全国都有销售,且仍聚集着较多的私营烟企,尤以上海为最。因此,上海地区尤其是私营烟厂代表的反应最为激烈。而支持该建议的地方代表多来自新兴的“烟草生产地区”或是业已开始实施烟

[1] 食品工业部烟草组: 《整风文献: 卷烟工业之警惕》,《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3 期。

[2] 宋裕和: 《第一届全国卷烟会议开幕词》,《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3] 《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营企业局工作的指示》( 1950 年7 月1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43—44 页。

[4] 中国烟草月刊资料室: 《东北卷烟工业》,《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2 期。

[5] 宋裕和: 《第一届全国卷烟会议开幕词》,《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6] 《对如何挽救目前世界上海卷烟业面临十分严重危机声中即须紧急采用的适当业务步骤》( 1950 年8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7] 《各地提案汇编: 十二、关于提早实现卷烟分区专卖制度问题》,《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8] 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工作日报》( 1950 年7 月21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

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9]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1950 年8 月7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

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10] 《各地提案汇编: 十二、关于提早实现卷烟分区专卖制度问题》,《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11] 黄少明: 《东北区私营代表黄少明发言》,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第1693—1694 页; 《各地提案汇编: 十二、关于提早实现卷烟分区专卖制度问题》,《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东北解放区研究专卖暂行条例》( 1949 年2 月20 日)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 辑,第156—158 页。

草专卖的区域,如华北区、东北区。从中央主管部门的立场出发,“地方市场划分”可被视为实施“全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初始准备阶段,此番在会上遭到以上海卷烟企业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似

乎始料未及。

7 月22 日,本应继续就“地区市场划分”问题进行讨论,但食品工业部方面临时要求全体会议代表前往参加全国财经整顿会议并听取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报告,所以讨论延至24 日进行。

1在

24 日的讨论中,由于先前的提案继续遭到激烈反对,华北区方面只得做出了一定妥协,降低提议的要求,改称“这一次的提议划分区域并不是绝对的市场互不流通,只是各地区行销到外区的卷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制,不能够盲目地倾销,打破了整个的计划性生产”。2然而,除华北区、东北区代表外,其余各地区代表仍表示异议,认为此提议有违《共同纲领》中关于“国内贸易自由”的原则,“地区市场划分”的提案最终还是未能通过。之后,华北区的北京代表又提议“建立分区专卖制度”,上海地区代表马上指出“此案实在有变相地划分市场的嫌疑”,经小组讨论后同样未予通过。

( 三) 其他领域管制意见的出台

由于“地区市场划分”的提议遭遇普遍反对,绝大部分企业都不愿为此政策背书,因此,食品工业部及其他主管部门决定在此问题上暂时持妥协态度。7 月29 日,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在全国卷烟工业大会总结报告中,放弃了“地区市场划分”的主张。报告称“依照《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第三十七条‘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自由’的原则下,除东北早已成为专卖区外,内地各省市依照市场需要,得自由运销,并进行合同制、责任制,照税务会议拟定,到其他地区的联营,要经过当地政府批准才得经营”,同时也要求各企业“注意避免供过于求,造成盲目之竞争”。

虽然,食品工业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在总结报告中采纳了全国代表中的主流意见即同意暂不推行“地区市场划分”的提意,但报告中还是加上了一条额外要求即“到其他地区的联营,要经过当地政府批准才得经营”,为日后政策埋下了伏笔。同时,对此问题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新政权放弃了推动卷烟行业改造主旨,而是转而采取更谨慎且隐秘的改造策略,从产销渠道、税收、原料供应等方面

加紧控制。

首先,食品工业部在会议总结报告中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卷烟销售各环节的利润率,通过价格机制向事实上的“专卖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大会总结报告中所提到的规定,全国卷烟销售过程各环节都有各自的所谓“合法利润”,具体如下: ( 1) 卷烟厂的制造利润为纯益的5% ;( 2) 推销商的推销利润为纯益的1% ; ( 3) 批发商的批发利润为纯益的2% ; ( 4) 零售商的零售利润为毛利的10% 。5当时,类似的价格管制已在东北地区实施了一年有余,并被视为东北区烟草专卖制度中卓有成效的政策规定。6此举无异于变相地规定了卷烟的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并且使各厂之间的利润率趋同。

其次,会议总结报告首次明确规定了全国各地区的具体产量,要求“各地区指定生产计划时,应

[1] 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工作日报》( 1950 年7 月22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2]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1950 年8 月7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

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3] 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工作日报》( 1950 年7 月24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1950 年8 月 7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4] 杨立三: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1950 年7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

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5] 杨立三: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1950 年7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

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6] 《全国烟情汇报: 东北区》,《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本着‘以销定产’的原则,并以本区与邻区、公营与私营,大与小,机制与手工,互相照应为前提协商订定”。1950 年7 月至12 月各区生产任务分配如下: 东北区78 000 箱、华北区88 000 箱、华东区 394 000 箱、中南区270 000 箱、西南区65 000、西北区3 000 箱、内蒙地区2 000 箱,合计为90 万

箱。

再次,在原料供应方面,会议总结报告提出应以“工农两利”为基本原则,“由政府统一计划烟业种植、复烤、分等定级制定标准规格,和适宜之价格,加以有条件之管理”,此外“对于非生产目的囤积居奇,操纵烟叶、卷烟纸、铜精纸之非法经营扰乱市场,应予以取缔”。2在此背景下,大会各代表最终都同意“由政府成立统一采购机构并领导各区分机构,由分机构再与各厂发生联系”。3设立 “统一采购机构”使得政府可以从产业链的源头进一步干预和监管整个卷烟业的走向。

此外,税务问题亦是各方尤其是上海代表所关心的焦点问题,税务总局为此特意派员参加了大会。讨论中,上海企业代表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希望能够重新调整不同等级卷烟的税额,提高低档卷烟的起征点,以免在原料上涨时,售价受到管制,但企业还要交付大量税金,而难以维持营收平

衡;

4第二,希望能够下调当时约3% 的营业税; 第三,希望工商税务部门恢复“查账稽税”而不是继续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5对于上述要求,税务部门并未给予正面或肯定的回复: 第一,对提高低档卷烟起征点问题不置可否,称“需要研究考虑再予发表”; 第二,否决了降低营业税的要求,认为 “其他货物税率很高的行业都照纳百分之三的营业税,如果卷烟能减低,那么其他行业亦将仿效,所以是不能改变的”; 第三,税务总局也认为“查账稽税要比民主评议好得多了。可一是税局办事人员不够,二是有些厂商账册的不健全,所以只能采取民主评议来替”。

会上曾有代表提及政府是否会成立专业烟草公司的问题,起初得到的回应是“这种当属政府领导,不能提出讨论,至于机构成立的时间及办法亦应当由政府自行决定”。7对此,大会总结报告明确表示将“成立全国性卷烟工业管理机构”,并希望借此“统一掌握政策,制定计划、执行业务”; 在该机构成立前,“各地卷烟工业均可成立有国营烟厂参加之同业公会”,在这类同业公会中“国营厂代表应起领导作用”。

新政权组织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初衷大致可总结为两方面: 其一是希望通过会议来汇总全国各地区卷烟工业情况并商讨相关政策; 其二是希望通过协商的形式来为计划中的卷烟工业改造建立共识基础,同时也希望参加会议的广大私营业主可以为诸如“分区专营”等制度背书,

9因此,才会

采取由东北区、华北区等已经实施专卖的地区或“老解放区”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相关议案的方式来进行试探。然而,这一设想却遭遇了上海等地代表的激烈反对,以至于主管部门不得不转而采取

[1] 《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重大收获》,《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2] 杨立三: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1950 年7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3] 《小组讨论纪要》( 1950 年7 月21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

73,上海市档案馆藏。

[4] 《华东卷烟工业提案汇编》( 1950 年7 月10 日)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2,上海市档案馆藏。

[5] 新中国成立初期,先是采取“定分计征”法,后改为“民主评议”,即先由各级政府、税务、工会、商会等组成税务评议委员会,再由各行业根据商户自报的营业额、税务部门提供的典型材料,来评定各商户应纳税的营业额,最后予以核定。这类征税方法往往会出现核定营业额大于企业实际营业额的情况。

[6]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1950 年8 月7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

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7] 《章拔炯在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上的报告辞》( 1950 年8 月7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

[8] 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杨立三: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总结报告》( 1950 年7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9] 宋绩成: 《漫谈今后卷烟工业经营方式的改进: 参加首届全国卷烟专业会议的感想》,《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

刊。

其他手段来推动“烟草专营”的既定目标。

三上海卷烟工业的改造过程

( 一) 全面接办外商烟企

全国卷烟工业结束后,上海代表团于8 月2 日返回了上海,随即在8 月7 日召开了首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传达大会。1传达大会上,代表们回顾了整个会议召开的经过与流程,着重传达了全国会议上关于“分区专卖”的争论、政府对税则修改要求的回应等。参会代表逐一进行了详细报告。1950 年10 月11—13 日,华东区军政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更大范围的传达与任务布置会议。 2在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召开前,上海卷烟业普遍将其视为一次全国卷烟同业与政府的协商会议,但会议的实际内容与政策走向多少让他们感到失望。卷烟企业真正关心的运营困难等问题并未得到切实解决,“分区专营”的提议让他们感到不安。3上海各烟厂普遍认为中央分配给上海的生产总量过少,“请示调整上海方面的任务总数字”。4他们的这些要求并未得到华东区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积极回应,很快在1950 年底,他们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造运动。

1950 年11 月21 日,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向毛泽东呈报了提高公营烟厂质量问题的报告,并吩咐副部长宋裕和亲自给毛泽东送去几条“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的上海卷烟。次日,毛泽东便有批示,要求“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5这句简单的批示成为了日后中国及上海卷烟工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前奏。

随后,中财委便开始推动接收外商烟厂的工作。1951 年1 月22 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委托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龚饮冰召开专门研究“颐中问题”的会议,参加者有来自中财委、私营企业管理局、中国食品工会、轻工业部食品处的领导干部如薛暮桥、管大同、李淑英等。6政务院于当年12月批准接受了颐中烟草公司的转让要求。双方随即围绕转让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1952 年4 月2 日,颐中烟草公司最终同意了政府提出的转让契约。 7按照薛暮桥说法,当时颐中“已失去在我国垄断烟草供产销的特权地位,经营亏损、资不抵债,自愿交给中国经营”。8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于1951 年2 月,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随后内地各分厂均改为国营卷烟厂。

( 二)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及其对卷烟原料的管控

新政权除了接管外商烟企外,对广大私营卷烟企业尤其是上海私营卷烟企业计划通过原料物资的供应渠道,逐步主导和管控整个烟草行业的发展格局。91950 年12 月,由中华烟草公司牵头,上海20 家卷烟生产企业组成上海卷烟工业烟叶联购处,其中私营烟厂多达17 家且皆是上海业内

[1] 《上海卷烟同业公会为通知参加工商登记会议》( 1950 年8 月4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2] 上海人民政府工商局: 《为准备华东工业部函定期召开华东卷烟工业会议希推派代表准备资料出席》,《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 1950 年10 月) ,档案编号: S68—4—72,上海市档案馆藏。

[3] 《对如何挽救目前上海卷烟业面临十分严重危机声中即须紧急采用的适当业务步骤》( 1950 年8 月) ,《上海卷烟工业同

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4] 上海卷烟同业公会: 《清查复实销根据及各厂间的分配根据》( 1950 年9 月2 日)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席华东区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2,上海市档案馆藏。

[5] 杨立三请示信及毛泽东批示的原件复制品现收藏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728 号) 。

[6] 原食品工业部已于1950 年12 月正式撤销,原该部负责的有关制糖、卷烟、油脂、酿酒及粮食加工等行业,均划归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负责管理。

[7]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 页。

[8] 薛暮桥: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0 页。

[9] 对于一些本就有“历史问题”的企业,政府多采取更直接的措施进行强制接收,例如1950 年就曾将有“日伪背景”的鲁信与德昌两家烟厂合并,更名为华东工业部德昌烟草公司,隶属中华烟草公司; 同年还对同样有“日伪背景”的福新烟草公司实行监管,派出监管专员。参见《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烟草志》,第47 页。

最重要的企业。之所以要求私营烟厂参与联购处的工作,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原料采购、分配的经济成本。陈云曾坦言: “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 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在要求私营企业参与“原料工业”的同时,主管部门逐步收紧相关原料的供应控制。1951 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专卖事业条例( 草案) 》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2该《条例》第二条中明确将“卷烟用纸”纳入国家专卖品范围,并设立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负责各级专卖机构的经营管理。3次年1 月,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正式成立。4至此,烟叶、卷烟纸等卷烟生产最重要的原料皆已纳入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中。而1952 年也成为了上海卷烟工业公私比重发生重大逆转的一年,私营企业的比重从1951 年的72% 骤降至1952 年的24% 。51952 年的“五反”运动给私营工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上海卷烟工业也不例外。61952 年,在上海全市工业生产总值中,私营工业仍占61% 的规模; 在全市工商企业营业总值中,私营经济仍占53% 的比例。相较全市其他工业行业,卷烟工业是其中私营企业所占幅度下降最大的行业之一。

在掌握原料渠道后,国营卷烟企业开始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1952 年6 月2 日,轻工业部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上海烟草公司改名为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次月,上海国营烟厂所产卷烟全部由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包销。1953 年1 月,中华烟草公司并入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成为覆盖卷烟整个供产销产业链的单位,并负有上海卷烟业的指导责任。与之同步的是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正式成立并相应地建立地区分公司和省市公司,原华东区百货公司经营的卷烟业务划归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和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分公司。1953 年10 月,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撤销,所有工作移交中央轻工业部烟草局,所属各厂划归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烟草工业处领导。这便成为中国烟草行业“政企一体”现象的肇始。

( 三) 企业经营权的演变

在国营卷烟企业掌控更多生产资源的同时,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迎来了一轮政治改造运动。经历了1952 年初“五反”运动的动荡之后,6 月在国营烟草公司的介入下,上海烟草行业所属各单位相继开展民主改革运动,专门成立了民主改革运动办公室。由于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暴露出许多 “公私矛盾”“劳资矛盾”问题,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方毅在向中央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对包括卷烟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的领导,将其工业生产正式纳入国家计划之内。71953 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对私营卷烟企业实行派员驻厂制度,8以期加强对企业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对私营卷烟业进一步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9这些派驻员进厂后,与各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工会组织一起,实现了对资方经营管理权的分割,将企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首批实行派员驻厂的企业有华明、大东南、华美三家。其中,华明被列为重点企业由上海市委

[1]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 1951 年4 月4 日) ,《陈云文选》第2 卷,第136 页。

[2] 1950 年底至1951 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曾酝酿制定《卷烟业事业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不过,此后为谨慎起见,暂未颁布,而改从卷烟产业上游入手介入生产资料的渠道控制。

[3] 《关于抄发“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的通知》,《中央税务公报》1951 年第11 期。

[4]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于1951 年5 月5 日发布《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13 条和《各级专卖公司组织章程》15 条。全国专卖事业机构设置如下: 1. 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领导; 2. 各大行政区专卖事业公司,受总公司领导; 3. 省、自治区、中央直辖市、大行政区辖市专卖事业公司; 4. 专区及省辖市专卖事业处( 含营业部) ; 5. 县、旗及专区辖市或镇专卖事业分

处。

[5]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市档案馆藏。

[6] 上海“五反”运动对工商业所带来的影响,可参见杨奎松: 《1952 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

[7] 《方毅传》编写组: 《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1—202 页。

[8] 此类派员驻厂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曾实施过,1954 年上海全市共派员1 400 余人遍布270 个工厂。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报告》( 1954 年) ,档案编号: A38—2—199,上海市档案馆藏。

[9]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烟草志》,第54 页。

直接派员进驻,另两家由徐汇区委派员进驻。1进驻后,驻厂人员均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督导员的名义,对企业内部运营进行指导。2在首批人员成功进驻后,其余各企业也开始实行派员驻厂制度,由各区委派出干部进驻各私营卷烟企业。驻厂人员的职责还包括全面调查统计企业生产、财务与经营管理情况,掌握资方动态; 监督资方正确承接国家委托的生产任务; 对资方违法、违约行为以适当方式予以制止,并协助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工作。

截至1954 年,上海卷烟工业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兼并和接收,全市仅剩余23 家大型企业,其中国营、合营企业7 家,其卷烟产量占到总产量的74% ,其余16 家私营企业中,大东南、华成、华美、华明4 家的卷烟产量占到全部私营厂卷烟产量的67% 。这4 家私营企业及上述7 家国营、合营企业,占据了全行业产销量的绝大部分。而派员驻厂制度在事实上已褫夺了资方的控制权,也为更好地掌控私营烟厂,以及日后实行公私合营做了准备。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得到空前加强,1954 年8月起上海全市烟商经营卷烟实行按国家计划规定批购。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处决定自1954年11 月起,对上海公私合营和各私营烟厂所产卷烟实行全部包销。

表4 1950—1954 年上海地区卷烟生产情况表

年份产量( 箱) 增长速度

公私营比重

公营合营私营

1950 年 427 018 以1950 年为

100% 的基准 20% 4% 76%

1951 年 619 909 131% 23% 5% 72%

1952 年 750 303 176% 72% 4% 24%

1953 年 1 272 890 298% 69% 3% 28%

1954 年 1 405 792 327% 74% 3% 23%

资料来源: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市档案馆藏。

至1955 年9 月初,上海私营卷烟企业仅存华成、华美、大东南、华明、元华、裕华、锦华、大华、金蕾、国华、中孚、大东、大运隆、瑞论、华星、友利16 家。是月,又有16 家私营卷烟企业申请公私合营,于是又进行了一轮调整。年底时,上海卷烟企业缩减至14 家,其中国营企业5 家,公私合营企

业9 家。

53 个月后,上海私营烟草企业悉数被接收或实行公私合营。

( 四) 社会主义改造下的生产高潮 1954 年后上海私营卷烟企业已走向末路,但上海卷烟工业整体产销量并未下降。尽管此前中央曾多次批评上海卷烟企业生产过剩,全国卷烟生产过度向上海集中,但是,烟草政府专卖在上海逐步成为既定现实的同时,上海卷烟工业却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1954 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度扩大生产”,该年上海的卷烟产量“约占全国之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1948 年的历史最高

产量。

7华东军政委员会在1950 年的报告中曾认为上海卷烟工业仅需要13 826 人,然而在经过改

[1]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关于私营卷烟工业合营的初步方案》( 1954 年) ,档案编号: B41—2—49—193,上海市

档案馆藏。

[2]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召开私营卷烟工业派员及工作组会议的通知》( 1954 年8 月) ,档案编号: A38—2—319—10,上海市档案馆藏。

[3] 《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调查委员会关于上海市私营卷烟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方案( 草案) 》( 1954 年8 月) ,档案编号: A66—1—9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4] 《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中国华明烟公司关于卷烟包销合约书》( 1954 年11 月10 日) ,档案编号: A38—2—319—17,上海市档案馆藏。

[5] 《上海烟草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烟草志》,第50 页; 《上海市私营卷烟工业行业合营总结报告》( 1955 年) ,档案编号:B5—2—47—54,上海市档案馆藏。

[6] 经叔平: 《上海市私营卷烟工业全业实行了公司合营》,《工商界》1955 年总第32 期。

[7]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市档案馆藏。

造运动之后,上海卷烟业的职工总数未减反升,甚至超过了1950 年,达到了24 793 人。

1953 年后,上海烟厂的烟叶等原料供应不仅依赖山东、安徽、江西等传统产地,云南、贵州等地也成为上海卷烟企业的原料产地。除了愈加依赖全国的原料供应外,上海卷烟“销售市场亦有逐渐依赖全国之趋向”。在1954 年上海生产的卷烟中,仅有12% 的卷烟产品调拨上海本地市场,其余均供应全国市场,“本地生产,供销全国”的现象较之以往更加突出。1954 年,上海卷烟企业总产量达到1 405 792 箱,较之1948 年创下的历史最高产量,增长了约11% 。

从上述数据的比较中,或可发现新政权对于上海卷烟工业的真实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上海卷烟工业“生产过剩”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私营卷烟企业而言,这为日后的产业改造留下了合法性依据。与此同时,新政权继续支持上海国营卷烟企业不断壮大,使上海重新成为全国卷烟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与销售中心。此后,全国卷烟工业生产情况均开始呈现全面恢复并进一步提高的态势。

余论

新中国烟业专卖制度发端于1950 年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前后。会议上相关议题的讨论结果,对当时新政权关于上海乃至全国卷烟工业状况的判断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分区专卖制度”遭遇了阻力,才使其决定优先推动烟叶、卷烟用纸等生产原料采购供应体系的重组。其背后的政策逻辑即国家对这些工业原料拥有绝对控制权,并逐步以此为契机展开对整个卷烟工业的改造与管制。国家对卷烟工业高度重视,既希望尽早全面接管与掌握,又选择极为谨慎的方式来推动改造。改造策略的选择是基于新政权对财政安全性和产业稳定性的评估。

卷烟工业对新政权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财税来源,卷烟工业过往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而今后则应“为人民祖国积累资本、增加收入,为人民服务的企业”。4相较于其他私营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卷烟业对国家财税的影响更直接且与各阶层民众生活直接相关。尽管在会议上政府在某些方面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私营卷烟企业做出了让步,但全面掌控全国卷烟工业的目标并不会因此动摇。在上海卷烟业的改造过程中,也正是由于此前曾在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等公开场合进行过“反抗”,这些私营企业的“经济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日后消减速度也来得更快。

自1952 年后,新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对上海卷烟工业的实际控制。一般情况下,中央轻工业部直接向国营烟厂下达生产任务,私营卷烟企业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核配和控制其产销量。此外,上海市税务局、工商管理局、人民银行、专卖公司、食品工会等单位组织也可以联席会议的方式来对私营卷烟企业实施监管。1952 年后,除了生产资料、生产规模及产销领域的管控外,随着“民主改革”“派员驻厂”等政治手段的介入,上海各主要私营卷烟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已从资方转移到国家手中。

此后,国家对待上海卷烟工业的政策从先前的限制发展乃至压缩产量,转向重新加大投入。换言之,其对上海卷烟工业的限制策略主要是针对私营工商业而言,并未忽视卷烟工业对其财政经济的巨大价值。当私营工商业让渡管理权后,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卷烟生产基地重新得以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对其改造策略成为日后指导其他地区推动卷烟工业改造的成功经验。

( 责任编辑: 林超超)

[1] 《上海卷烟工业尚有职工人数与失业职工人数统计表》( 1950 年5 月31 日) ,《上海卷烟工业同业会出席全国卷烟工业会议的有关文书》,档案编号: S68—4—73,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

市档案馆藏。

[2] 《上海市卷烟工业概况》( 1954 年) ,档案编号: B163—2—389—61,上海市档案馆藏。

[3] 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53 年4 月曾亲自制止由卫生部、内务部发动的“群众性戒烟运动”,认为这是“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从中也可窥得当时最高决策层对卷烟工业重要性的认知。参见《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 1953 年4 月2 日)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172—173 页。

[4] 宋裕和: 《第一届全国卷烟会议开幕词》,《中国烟草月刊》1950 年第4、5 期合刊。

Restri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itiation of the PRC's Tobacco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Policy and Its Practice in Shanghai SHA Qing-qing Since modern times,Shanghai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center for cigarette industry in China.Before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there were 112 tobacco factories in the city.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cigarette production facili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Shanghai,and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 thousand tobacco related practitioners.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the cigarette industry in Shanghai once fell into depression.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e first national ciga- rette industry conference was formally held in Beijing in July 1950,and led by the State Food Industry Ministry.The meeting became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also set the tone for the tobacco industry regulation policy in the future.It had plann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and foreign tobacco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which laid down the future for the formation of Shanghai and the forma- tion of the national tobacco monopol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