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二）

文革时期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以天津知青的地震日记为例

沙青青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第235-253 页。

一、前言

唐山大地震,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为惨烈的自然灾害之一。关于这场灾难的回忆、叙述及科学研究成果已多有积累,但立足于历史学角度所进行的探讨却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关于此事件的绝大多数回忆和叙述,多围绕唐山市的情况而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地震的威力如此之巨大,不仅位于震中的唐山市毁于一旦,也同样波及了临近的广大地区。以天津为例,当时便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侵袭。根据《天津通志·地震志》的记载,唐山大地震期间天津市区内外受到6 级至9 级烈度的破坏,伤亡人数高达14 万余人,全市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1986 年7 月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编著:《天津通志·地震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59 页、63 页。另可参见天津市地震局《天

29 日,唐山大地震10 周年之际,位于成都道与南京路交口的天津抗震纪念碑正式揭幕。然而,在此后的20 年间,关于这场地震的记忆似乎就越来越少地被世人所提起。

作为受波及的灾区,天津虽也遭受空前的损失,但惨烈程度不可与唐山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地震发生之初,还是在今朝此刻,天津从来都不是这场灾难最受关注的地区。此后三十余年间,天津市民们似乎也渐渐淡忘了挤在临时帐篷中度日的艰难时光,关于这场地震的种种记忆变得模糊起来。在很长时期内,除了关于这场灾难的宏观描述和数字统计外,史学研究者似乎都难以给出真实可信的叙述以及严肃的学术分析。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文字回忆中,除了知晓各级政府如何“组织力量,抢险救灾”外,我们始终很难了解天津民众的灾后生活实态以及当时生活所受影响。

除了搜集经历者的事后回忆外,是否还有其他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重构事件的过程呢?很幸运,笔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一本记录于1976 年大地震前后的私人日记。该本日记始于1976 年7 月25 日,终于同年12 月13 日,140 篇,共计178 页。日记的主人是一位即将上山下乡的天津高中生。此人名叫“同山”,家住天津市和平区胜利街。家中共六口人,除了父母外,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当时,他临近高中毕业,即将被分配到天津郊县的农村地区劳动。

众所周知,虽然诸如日记、书信、笔记等叙述材料带有私人的属性,但还是无法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束缚,尤其是在政治影响力全面辐射的特殊时段。4自1949年后,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因素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入普通人的日记写作之中。根据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 的研究:自1960 年后,有关日记写作的报道呈现急剧上升的势头,在文革爆发前夕达到高峰。以《人民日报》的为例,1965 年以“日记”为篇名的文章达到110 篇,1966 年则达到128 篇,亦即平均不到三天就会有日记的报道。

5官方通过

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将诸如《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树立为新时代的革命范本。这类政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私人日记的公共政治属性和日常仪式化的功能。在很

津及附近地区地震对天津市的影响》(内部编印1982 年,第6 页)。

2 唐山地震过去三十年后,天津各界在天津抗震纪念碑举行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2006 年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以及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举行哀悼活动。

3 由于在日记未提及作者的完整姓名和所在学校的全名,所以只能通过文中叙述得知该作者名“同山”。出于叙述方便,下文中将简称此日记为“同山日记”。

4 以文革知青的口述回忆为例,除了遗忘外,选择性记忆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许多经历文革的口述者来说,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阴影仍旧是阻碍他们实话实说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研究意见可参见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5 期, 第19-24 页)、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自由评论·当代文坛》,2008 年第1 期,第25-29 页)、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 年第3 期,第46-68 页)。

5 相关研究可参见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 年第1 期,第98-119 页)

多情况下,日记写作被认定为一种政治学习、自我反省的手段,而记述功用却反而遭到淡化。另一方面,随着所谓“日记罪”的出现,也使得许多人在写日记担心日后成为“罪证”,要么干脆不写,要么就只写一些日常琐事或誊抄语录。

不过,我们在对此抱有清醒认识的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即便是在那个特殊时代中,日记仍可能反映个人的真实体验。私人日记虽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抒发革命热情的政治渠道,但日记写作也往往成为人们缓解内心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翻阅“同山日记”时,能发现充斥那个年代的豪言壮语,又或是革命话语的仪式性复述;但也能在这些模式化写作的背后发现作者对社会的独立观察,甚至还会流露出与当时政治宣传主流大相径庭的思想倾向,而这些观察与思考正是值得研究者去关注的。

二、日记中天津地震的基层实况

如果这本“同山日记”仅是记录个人情感的起伏变迁而缺少对社会的观察,那么其史学与社会研究层面的价值必然是有限的,至少它无法帮助后人研究地震期间天津基层实态。所幸在地震发生后,面对空前灾难所带来的惊恐,日记作者同山“冒着随时都有被地震震亡的危险,在写日记”6,坚持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通过朴实的言语将他在地震前后数月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毫无疑问,在缺乏关于此事件相关细节记述的情况下,这类当事人在第一时间所记录的资料自然有着其研究价

值。

7然而,对于日记中的各类描述,研究者仍有必要通过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来予以验证。唯有如此,才能确认该材料叙述内容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在7 月29 日的日记中,同山在日记中描述道:他约在凌晨3 点40 分左右被一阵剧烈震动所惊醒,自己觉得“足有六、七级”,而“附近街道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房屋倒塌了,足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已经震坏,眼看整个楼房都变成了废墟”。

根据官方灾后组织的详细调查,天津市房屋的确损毁严重。在天津市,地表裂缝分布达70 余处,180 余条。其中长达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又主要集中于和平区、河西区

及市东南部。

9天津市区房屋破坏的特点则是河东轻,河西重,尤其是日记作者所居住的

6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7 在现当代史的研究中,包括日记在内的非出版物史料尤其应得到研究者之注意,有必要投入精力、时间与金钱予以搜集。相关见解,可参见金大陆《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社会科学》,2007 年第5 期,第164-170 页)。

8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9 详细数据可参见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天津地区震害地质条件分析与震害预测的探讨》(《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地震出版社1981 年

和平区最重。

10在地震中天津市区房屋的损毁率约为68%,市区的房屋破坏以房屋倒塌为主,主要分布在和平区与河西区;其中甘肃路、西藏路、贵州路,人民公园东北的海河两岸、胜利路(南京路)东南等地都有较多房屋倒塌。11和平区与河西区的倒塌房屋数占到全市倒塌房屋总数的91.6%。12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日记中对于和平区房屋损毁情况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

表1:天津市房屋震害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天津通志·地震志》,第63 页。

表2:天津市区民房破坏典型区域一览表

版,第45-55 页)。

10 参见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天津地区震害地质条件分析与震害预测的探讨》(国家地震局科研处编著:《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第45 -55 页)。

11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63 页。

12 参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抗震工作情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7 年版,第10-17 页)。

资料来源:国家地震局科研处编著:《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第49-49 页。

除了大量房屋损毁外,人员伤亡更为惨重。由于地震发生于凌晨,人们多尚在熟睡之中,对地震根本毫无防备。在惊魂未定之中,同山在地震发生当天就得出与之类似的

看法,他在日记写道:“(地震)发生在出奇不易的半夜,人死伤得实在惨啊”

13、“对

于房屋、人员损伤,我一直不敢正视,也不到什么地方去看,只是有时不得不看”

14。根

据天津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事后统计:大地震期间同山所在的和平区共有761 人死亡,重伤1234 人,轻伤5968 人,为市区范围内伤亡最惨重第二惨重的区域。15而当时和平区人口总数为477123 人,共计125732 户,每户平均3.7 人。

表3:1976 年7 月28 日至8 月12 日间地震期间天津市人员伤亡情况表

13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14 “1976 年7 月31 日”,“同山日记”。

15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78 页。天津市区范围内伤亡最惨重的是位于东北方向的汉沽区,共死亡4380 人,重伤10787 人。天津郊县伤亡最多的地区为宁河县,死亡人数便达到了16097 人。具体伤亡情况,可参见表1。

16 参见和平区革命委员会计划统计科《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 年》(内部编印1976 年版)第3-4 页。

资料来源:《天津通志·地震志》,第78-79 页。

同山家所在的楼房虽有裂缝却并未被震塌,家中也未有伤亡;但是“旁边有一座楼房却威胁我家,只要再震一次,楼房立即会把我家淹没,统统变成废墟”。17当时周遭的居民都纷纷逃到街道上避难。同山家附近的“胜利路上摆满了帐篷”,大多是“盖了一个帐篷,轮流睡觉,监视震情”,一整天不停的雨水更是把人心浇的惶恐不安。

类似的情况在整个天津市都比比皆是。由于大量房屋遭地震破坏,全市大约有一百万人只能露宿街头。19天津市政府还为此特别指示工商业部门调拨塑料布和塑料薄膜90 吨、草袋子195 万条、毛竹8700 根、木竿1.88 万根、苇席9.2 万片、铁丝5 万吨等物资。在其他经历者也曾回忆道:几乎一日之间,人们用竹竿、木棍、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几

17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18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19 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及附近地区地震对天津市的影响》,内部编印1982 年,第8 页。

20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285-286 页。

乎在一日之间遍布大街小巷,曲折蜿蜒犹如百里联营。21震后的最初几日中,全市搭建的临时窝棚就多达百万平米。截止于8 月中旬,仅日记作者所在天津和平区由政府和民众搭建的临时建筑和窝棚就多达11200 余间。

28 日晚上,一位民警向在街上露宿的居民宣布:“今天晚上仍有较大地震,请同志们不要回家,要沉着,要避开高大建筑物”23。于是,居民便更不敢回到尚未倒塌的家中生活,只好“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街上”,人们的生活变得毫无规律,时刻提心吊胆地躲余地震,一天连吃几顿饭也搞不清楚。24同时,由于有家难归,许多人只好随地大小便,街中间随处都能可见一堆堆的粪便,按同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活命什么也不顾了,什么革命啊之类的,连脸也不要了”。25这种混乱的情况只持续了两三天,整条马路、胡同都快被粪便所覆盖了。地震之后,天气炎热、阴雨潮湿,卫生环境愈加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痢疾、肠炎、脑炎等传染病例。31 日下午时分,街道代表开始走街串巷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派人出来打扫卫生,情况方渐有好转。26面对天灾所带来的生活困苦,惊慌失措的人们都期盼着各方各面伸出的援手。

地震发生当天,天津市委在早晨紧急召开了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下达了一系列抢险救灾指示。当天下午13 时30 分,市委向各区委下达电话通知,具体部署抗震救灾工作。27然而,在文革后期微妙敏感的政治气氛中,哪怕是在慰民救灾时也无法摆脱“采取紧急措施,领导全市军民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阴影。28直到9 月初,中共天津市委仍坚持号召全市应“以批邓为动力,搞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29市委书记徐信在讲话中还特别表扬“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同志始终坚持以阶级为纲。地震后,政治夜校照常学习。”

7 月30 日上午,中央慰问团天津分团抵达天津,带队领导为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等。次日,同山也听说“华国锋总理来我市慰问灾民们,

21 相关回忆可见于边纪哲的《在天津地震的日子》(《随笔》,第14 集,花城出版社1981 年版,第29-31 页)。

22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208 页。

23 “1976 年7 月29 日”,“同山日记”。

24 “1976 年7 月30 日”,“同山日记”。

25 “1976 年7 月30 日”,“同山日记”。

26 “1976 年8 月2 日”,“同山日记”。

27 《天津通志·地震志》,第285 页。

28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下,我市军民团结战斗奋勇抗震救灾》,《天津日报》,1976 年7 月 30 日,第2 版。

29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徐信在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天津日报》,1976 年9 月3 日,第2 版。

30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徐信同志的发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唐山南丰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1976 年9 月版,第30 页。

我虽没有看见,但看到街上贴的标语。”31可没过多久,他又听说华国锋那天并没来,是8 月2 日才到,也只去市总医院慰问伤员。 32实际上,直到8 月4 日晚,华国锋才正式赶到天津慰问。5 日下午,天津市县区级干部均被召集至天津干部俱乐部,集体听取华国锋代表中央传达有关精神。33而此时大部分普通灾民也始终处于闭塞的情形之中。 34包括日记作者在内的大部分天津市民在第一时间都不晓得唐山大地震的惨状,甚至还以为天津就是震中。比如日记作者直到8 月5 日去市区办事时才晓得“天津这般严重,竟是波及到的地区,而唐山、丰南才是地震中心”

35。

在政治优先的气氛之下,救灾工作的开展必然是迟缓与艰难的,况且天津也并不是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36于是,种种不满情绪渐渐开始在社会基层挣扎的市民中蔓延,而这一切在该份日记中都有所反应:“社会上成了无政府社会,无人来过问,领导一直没有下来......也不曾听到有什么慰问”37、“中央指示我们灾区人民自力更生,确实我们也是自力更生下度过了几天难民生活,不曾见国家的微小的援助”

38。除此之外,他

还曾听到人们传说“当干部的都集中在和平区,只要他们逃之夭夭,平民就无人管了”。39当然,无论是同山的想法又或是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未必能够代表当时所有天津灾民的心声,但却或多或少地验证了灾难经历者的救助期待与现实产生落差后可能发生创伤性

的心理变化。

三、下乡还是留城?灾后知青心态的演变

虽然天灾无情,但在灾后的日子里,真正困扰同山这位年轻灾民的最大烦恼却并不是那场可能会夺取他性命的大地震,而是即将到来的上山下乡安排。

31 “1976 年7 月30 日”,“同山日记”。

32 “1976 年8 月3 日”,“同山日记”。

33 参见杨武进《蓝光闪过之后:忆地震与抗震》(《天津河北文史》,第4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37-43 页)。

34 论及灾难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欧美学者曾对地震灾难中的传播学机制进行过探讨,指出不同社会形态在面临地震时,所可能产生的不同信息传递方式,这或许也是国内研究者值得关注的领域。参见Gary J. Krug,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Media Messages and Local Life in a Predicted Arkansas Earthquak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 vol.10, pp273-285. 35 “1976 年8 月5 日”,“同山日记”。

36 与之相较,所谓抗震救灾模范事迹的评选却在第一时间便已着手展开。参见“推选我市出席中央战唐山丰南地震及出席我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意见稿”(天津市抗震办,天津市档案馆藏,401206800)。

37 “1976 年7 月28 日”,“同山日记”。

38 “1976 年8 月3 日”,“同山日记”。

39 “1976 年8 月5 日”,“同山日记”。

40 由于灾难性事件的突发性、危害性、恐惧性,很容易使经历者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在认知层面,会产生包括否认、自责、无力感、敌意、不信任别人等反应,形成所谓创伤心理(Trauma)。相关研究可参见伍泽莲、何媛媛、李红《灾难给我们的心理留下了什么——创伤心理的根源及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脑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09 年第3 期,第639-644 页)。此外,关于唐山地震后,灾民的实际心理反应案例,可参见王绍玉、马春勤《无形的震灾——唐山地震心理行为反应纪实》(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另根据事后调查, 在唐山地震后,灾民需求的梯级结构明显呈现出底层化的特点,相关研究可参见邹其嘉、王子平、陈非比、王绍玉主编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7 年版)。

地震发生前的几日里,日记作者同山一直深陷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因为不久后,他将被分配到蓟县务农,“迈进生活的第一步是从当农民开始”。41自7 月下旬以来,同山全部的心思似乎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在日记中,他和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年一样喜欢写下慷慨激昂的革命口号;但他还是会用“只有经过在农村的几年实践,才能获得日后继续学习的机会”之类的实际道理来安抚自己的紧张情绪。42虽未正式前往农村,但日记作者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到蓟县后自己该“怎样对待贫下中农”,同时“自己又将怎样使贫下中农对自己信任呢”。43可能是听闻了一些年长知青的经历,同山在7 月27 日的日记中警告自己“对贫下中农耍骄傲是不容许的,贫下中农最嫉妒骄傲而看不起他们的人”,“他们最厌恶知识青年在劳动中偷懒,最憎恨知识青年搞对象”。

在经历地震而得以幸存后,虽然必须忍受着生活环境的困苦,苟且于余震阴影的笼罩。但同山又很快重新想起了即将迎来“上山下乡”安排,以至于他在自己的日记不平地写道:“通过这次地震,使我更放不下心了,对上山下乡更有不满情绪了!”

45、“我

这时就想我完了,地震暂时没有砸死我,而前途却将要毁灭我”。46与文革初期积极投入运动的第一代红卫兵不同,同山这批后来者往往缺乏诸如“砸烂旧世界”般的革命豪情。相反,他们在目睹文革激情过后的各类社会乱象后,对此后革命运动很容易产生一种隔阂感甚至不满。47例如在8 月3 日的日记中,同山激奋地写到“由于要去蓟县,倒使自己十分害怕,好像是一种逼压。甚至对‘上山下山’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也不觉得可恶了,或是者说这种说法深合了人们的心愿”。48此处所谓“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显而易见是出自于《“五七一”工程纪要》。

8 月15 日,学校的老师找到了同山,了解受灾的情况。同山得知他同年级也有人不幸死于地震,而他也由此明白了老师的来意:一方面确认他是否还能够上山下乡,另一

41 “1976 年7 月25 日”,“同山日记”。

42 “1976 年7 月25 日”,“同山日记”。

43 “1976 年7 月27 日”,“同山日记”。

44 “1976 年7 月27 日”,“同山日记”。

45 “1976 年8 月3 日”,“同山日记”。

46 “1976 年8 月10 日”,“同山日记”。

47 陈佩华将这类现象称之为“非政治社会化”,指出许多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消退,往往出现于“上山下乡”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高层的不信任感与失望情绪,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235-241 页)。 不过,陈佩华论述的起点乃是“威权人格”之概念,然而适用与否,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48 “1976 年8 月3 日”,“同山日记”。

49 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让普通民众都能接触到了这份作为政变纲领的重要文件。 在对林彪诅咒之声传遍全国的同时,各类异端的思想却悄悄萌生。《“五七一”工程纪要》文件中的许多批评性的言辞在客观上促使很多人开始对文革的种种现象做出新的思考,甚至刺激他们对整个文革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同山在日记中写下在当时近乎“大逆不道”的抱怨, 竟与这份《纪要》中某些片段产生共鸣,也正验证了这个吊诡的社会现象。

方面也怕毕业分配的时候找不到人。50虽然心怀怨念,但同山自己同样明白上山下乡的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上山下乡对于我,和其他人一样,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51。周遭甚

至有人给同山出谋划策,教他伪造房屋倒塌或家中受损的情况,以此为借口逃避上山下乡。虽然,同山对这类事情有所耳闻,但他却在地震前就早早退了户口准备去农村,如今再想办法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了。唯一的希望是由于地震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所以学校的分配工作可能会因此有所改变。在和同学聊天,同山了解到跟他自己一样也退了户口的伙伴同样心存幻想,他以为“我们一定走不了,全部留城,户口问题迎刃而

解”。

此后,同山都在为他的户口问题左右奔走。跑去学校找校领导,对方却不愿搭理,感觉就像“走上了断头台,心里很不是滋味,见了老师就像见了杀人魔王一样,从他们的眼里怀有一种鄙视我们的目光”。53当初逼下乡学生退户口的班主任,现今一瞧见同山便借口买烟而逃之夭夭。学校方面的冷漠态度让同山这类学生感到无比的绝望,“既然是你逼我们退的户口,现在你又不管了,你这不是致我们于死地吗?”此类愤恨情绪几乎充斥着那些天的日记,“总以为现在没有坏人了,其实不然,有的就是坏人,有的正在变为坏人,就是不曾变过恶人转变为好人。”54对同山而言,在经历过地震的洗礼后,他已经无法说服自己再去坦然接受上山下乡的命运。相反,上山下乡则成为了引爆同山内心种种不满的导火索,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言“连最低生活水平都保证不了,怎么能让知识青年生活的下去呢?”

震后一个月,学校方面则表示毕业分配仍将继续。568 月23 日,学校果然召开大会,宣布新的分配方案。原方案说在4 万6 千名毕业生,有条件留城的是1 万3 千人。现在由于受灾,由于从下乡3 万3 千人中抽调1 万留城到基建部门去。其中,若是已经退了户口,凡符合条件的,由区里统计后开证明,重新上户口。57于是,在那届的毕业生中也就多了一个所谓“震留”的新名词。30 年后,仍有许多天津市民回忆称:8 月底刚被通知重新上户口,9 月1 日就去建筑公司的工程队报道了。58不过,同山却未成为“震留”

50 “1976 年8 月12 日”,“同山日记”。

51 “1976 年8 月9 日”,“同山日记”。

52 “1976 年8 月14 日”,“同山日记”。

53 “1976 年8 月18 日”,“同山日记”。

54 “1976 年8 月19 日”,“同山日记”。

55 “1976 年10 月13 日”,“同山日记”。

56 “1976 年8 月22 日”,“同山日记”。

57 “1976 年8 月23 日”,“同山日记”。

58 可参见王遇桥的《震留:非常时期的名字》(贾长华主编:《1976 年大地震》,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第81-82 页。

大军中的一员,所以依旧上不了户口,只能继续等待上山下乡的命运。他所在班级共37人,其中24 人留工矿、1 人社会招工、2 人返回原籍,其余10 人全部分配下乡。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同山显得心灰意冷,写道“对于我的命运,变化不会太大了,我无

力改变命运”

在等待最终分配的煎熬过程中,同山迎来了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打倒的重要事件。如同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一样,虽然形同惯例般在日记本上誊抄了几天的报刊社论,但年轻的同山却在9 月16 日的日记里对当时政治局势进行了大胆揣测:“现在物色领导人来,实在太不好办了。老将们不好接任,新人物又没有培养出来。成年人也就是华国锋了,张春桥又不太了解,姚文元又不是很出名。我多么希望姚文元出名啊!”随后的一个多月里,类似的言论屡次出现,如10 月12 日写道:“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主席,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至于谁来当总理,还没有下文件,从形势来看很可能是张春桥,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是李先念”。17 日的日记写道:“据说中央又出现了一次未遂政变。围绕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继承人问题,中央的几个领导人展开了激烈斗

争”。

虽然高层政局动荡,但“上山下乡”的动员分配依旧在继续。同山周遭的同学们“为了分配到好的工作岗位”,他们“真是不辞辛劳,走遍了老师的家”。但由于面子的问题,同山自己却始终难以下决心去“走后门”,只能在日记里感叹自己“太幼稚了”。而他所能做只是热心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据说当时天津其它学校凡属上山下乡的毕业生都不组织参加灾后重建的劳动,唯独同山的学校是个例外。他自己也比“分配到工矿的同学都积极”,只是希望通过优良的劳动表现来换取“学校的照顾,分配到近一点、好一点的地方去”。虽然明知这种做法“也许很幼稚”,仍存一丝幻想——只要“能够起到一点作用,再坚持几天吧!”

不过,命运终究是无法改变的。1976 年10 月29 日,学校和蓟县方面正式通知同山:他已被分配至蓟县杨津庄马龙港大队。对同山而言,“分配到近一点、好一点的地方去”的希望就“像泡影一样,被学校踩灭了”。62事后,同山发现在学校公布的“下乡榜”上,自己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个。目睹此景,非但没感到荣幸,反而觉得“有一股被当作傀

59 “1976 年8 月23 日”,“同山日记”。

60 “1976 年9 月27 日”,“同山日记”。

61 “1976 年9 月29 日”,“同山日记”。

62 “1976 年10 月29 日”,“同山日记”。

儡的感觉”。果然,老师瞧见他,便要推他作为代表讲话,但却遭拒绝。此时的同山已经认准“今后要量力而行,能挑九十九绝不挑一百”的道理。

文革前后,广大知青日记也往往显现类似的情感表达。虽然,一方面当时的写日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化的仪式;但在另一方面知青日记对周遭环境,对日常生活同样会给予关注的。以日记为代表的私人写作,不应被盲目视为社会大范围推行意识形态的简单翻版。每一份日记都需要被视为单独个案,进行具体的剖析。该份日记保存了唐山大地震前后约四个月的记录,从中可以挖掘出不少生动、真切的历史细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正可以帮助我们窥得文革末期真实的灾后社会心态。

以该日记而言,自我安抚、自我宣泄、自我解惑或可被视为作者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之一。在地震之前,作者或许是希望用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来安抚不安。然而待地震之后,日记本则变成了他发泄个人不满的场所。而这类心态的表露,也给予了研究者观察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个人历史心态(Historical Mentality)间彼此差异的机会。通过这种考察,或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文革末期普通知青的内心感受。同时,也让研究者能够了解日记作者的写作心理,从而更好地对这类日记文本进行解读。

四、始于余震的上山下乡:结合过往知青生活的比较

同山终究难逃发配蓟县的命运。然而,若就在几年前,天津知青若能分配到此处已经算是非常照顾的下乡安置,甚至还需要“开后门”才能办到。实际上,蓟县已于1972年从河北省划归了天津市。只不过,当时的天津市民在习惯上仍将上述地区视为“外地”而非市郊。在此之前,天津知青所面对的境况要比此时严峻得多。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中,天津知青跨省安置的比例最大。1967 年,天津重新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后,全市面积仅为4994 平方公里,仅相当于现今天津市的一半。当时天津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应付源源不断的知青大潮。于是,这也就造成了大批早期的天津知青被迫跨省安置的局面。他们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新疆以及河北等九个省、区。这个情况直到1972 年8 月,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宝坻、静河、宁

河、武清等五县正式划归天津后才有所变化。自1973 年12 月,和平区首批初中毕业生赴蓟县插队落户后,和平区的知青也开始大批被陆续分配至该县。

表4:1974-1975 年天津市和平区知青上山下乡分配情况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 年》,第71 页。

11 月6 日下午,学校召开欢送会,郁闷的同山故意拖了一个小时才去了会场。面对会场里尴尬的气氛,校领导也没了讲话动员的兴致,原本计划举行的座谈会只好草草结束。大伙儿各自拿了慰问的礼品,马上就各自回家了。64两日后,心怀忐忑的同山便已坐上火车,前往蓟县杨津庄马龙港大队——哪里将是他“学习和改造思想的第二学校”。

63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天津市和平教育年鉴:1949-1983》(征求意见稿),内部编印1984 年版。

64 “1976 年11 月6 日”,“同山日记”。

65 “1976 年11 月8 日”,“同山日记”。

到达蓟县不久后,陪同下乡的两位老师在离开蓟县前,给同山和他的同学提出了五点要求:一、多干活,少说话;二、服从当地的领导;三、加强内部团结,统一思想;四、不要搞分裂,不要闹意见;五、不要私下议论人。此外,他们还特关照同山“不要掺和到个人闹意见的纠纷中去”,也千万“不要掺和到社员闹派性中去”。66显而易见,这些建议既不是虚无缥缈的革命口号,也不是热情洋溢的动员令,反倒更像是在传授相处安居的经验教训。虽说有了老师这番告诫,但面对种种不尽如意的环境,知青情绪依旧十

分恶劣。

正式开始劳动的第二天就发生了知青之间严重斗殴事件。大队书记亲自赶来解决,为此事还专门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公开批评,端正知青的思想作风。67同山无奈地在日记感叹:“知识青年的集体生活才开始几天,就出现了问题,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啊!”68另一方面,虽然才来当地几天而已,同山却已经意外发现了“贫下中农”也有着不少“坏作风”,所谓“私有观念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自拔”。69虽然才刚来马龙港大队,但同业已观察到“社员之间体现不出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而表现出来赤裸裸的商品关系,多干一点都不肯,都拿性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虽然并非是最贫苦的乡村,但蓟县的劳动生活也不轻松,而且充实了许多城市知青所始料未及的东西。第一天的下乡劳动便是从出河工开始的,“由于从没干过此活”,所有同山“心里没谱,唯恐干不好”。71因为听说“队里用工分来衡量我们”,于是也让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干活是挣工分的基础,现在干不好,以后就不要再想挣工分了”。72与其他地区的知青一样,大多数知青一般都很难自给自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从事集体生产所的收入总比当地农民低,而个体收入他们同样也是较低的。在分配工分时,知青所得自然较少。那些全力投入劳动的知青往往会因此而觉得不公,可在地方干部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久而久之,知青难以自足的下乡生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灰心丧气和抵触情绪自然也由此而生。

66 “1976 年11 月9 日”,“同山日记”。

67 “1976 年11 月14 日”,“同山日记”。

68 “1976 年11 月23 日”,“同山日记”。

69 “1976 年11 月12 日”,“同山日记”。

70 “1976 年11 月17 日”,“同山日记”。

71 “1976 年11 月12 日”,“同山日记”。

72 “1976 年11 月12 日”,“同山日记”。

73 相关分析可参见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年》(欧阳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237-239 页。

当知青还在琢磨初下乡的五味杂陈时,他们又再一次遭遇了地震的威胁。11 月15 日深夜,宁河、南丰一代发生6.9 级强烈地震。74地震发生时,同山正在给同学写信,“猛然间发生了地震”,他“急忙叫醒了睡熟的战友,他们都穿着小裤衩跑了出来”。作为唐山大地震余震的宁河地震进一步加重了天津地区的地震损害,继而又引起了当地知青

的“思想波动”。

75当知青们听说天津南市地区受灾严重的情况后,便有人哭着非要回家去看看,结果直接找到大队党支部。在强烈要求之下,党支部批准当地知青派代表回天津市区看望家人安危。于是,下乡不到10 天,便已经有知青想方设法返城探亲了。而在1975 年,同山家所在的和平区就有多达1160 名知青以病退、特困等各种名义返城回津。

此后,在接下来陆续召开的知青生活会上,“同志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反应”。在同山看来“造成一个浓厚政治气氛的幻想,将会成为泡影”。他以往总是听说“现在绝大多数青年都不要求进步”,如今却只能感叹“这种人所说的话如今在我们集体中得到了证实吗?”其实,同山自己又何尝不是其中一份子呢。之所以对周围同学冷漠不满,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如果脱离了政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无聊”。77在早年的老红卫兵中,有不少人都是明确的政治理想投身运动,他们在下乡后也会希望在同伴之间继续政治讨论。然而到了文革后期,这种知青之间的政治讨论,多半早已流于形式,又或是难以组织,甚至反而逐渐成为产生异端思想的温床。

下乡不足半月,繁重的劳动和毫无生趣的氛围已让同山对蓟县的知青生活没有了任何奢望。公社里的当地干部曾跟同山抱怨说“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忘恩负义,欺骗了很多社员,社员不是给咸菜,就是给烟叶,结果一选调就把我们都忘了。”79虽然同山也觉得知青把“第二故乡忘记是没有道理的”,但当他自己从大队广播上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的通知后,也立刻就开始思考将来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中坦承:“对于我确实需要在农村锻炼几年,但不适宜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次通知里的招生条件比较苛刻:一、报名者必须有两年“农龄”,二、高校深造的原则是“社来社去”即毕业后仍要回到原

74 参见“1976 年11 月15 日天津宁河6.9 级地震”(《中国地震年鉴:1949-1981》,中国地震出版社1990 年版,第325-326 页)。75 “1976 年11 月16 日”,“同山日记”。

76 天津市和平区革命委员会计划统计科,《天津市和平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75 年》,内部编印1976 年版,第71 页。此外,关于全国范围内知青“病退”、“困退”的宏观论述或可参见史卫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和“困退”问题》(《青年研究》,1995 年第2 期)第46-49 页。另可参见潘一《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青年研究》,1994 年第3 期)第26-28 页。77 “1976 年12 月12 日”,“同山日记”。

78 参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年》(欧阳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342-344 页。79 “1976 年11 月28 日”,“同山日记”。

来的公社。尽管如此,同山还是不愿放弃日后考大学的想法,以至于他周围同学得知后都嘲笑他将来“可能因为考不上大学而得精神病”。

正如同山这类知青所亲身感受的那样,上山下乡运动推进至此,在基层渐已是末路。其实,早在1975 年8 月举行的知青办长春座谈会上,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实行知青的轮换制度,而不是长期甚至一辈子插队落户,所谓“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开始出

现”。

81为了反击这种思想倾向,时任副总理吴桂贤于1976 年2 月1 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基层反对大批知青招工返城的信件。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病重,2 月12 日只下一句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于是,为贯彻这项最高指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5 月初正式成立。成立之初,领导小组便调集人马赶赴全国各地调研为原定11 月召开知青问题会议收集情况,寻找所谓“扎根派”和“拔根派”的典型。然而,整个调查工作却因为唐山地震而被迫暂时中止。9 月9 日毛去世,接着则是10 月6 日四人帮遭到逮捕,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了,关于知青问题的讨论也就被暂时搁置起来。直到1980 年,整场运动方告收场。

至于同山日后的命运,日记中并没有交代,记录终止于1976 年12 月13 日。在天津郊区插队的同山,很有可能早已返回天津市区的原籍。82然而,那段刻骨铭心的地震经历,也必然会使他日后的知青生活多了一份异样的色彩。

五、一些思考

自1949 年中共上台,尤其是1960 年后的十余年间,日记写作成为一种国家政权所推崇的政治仪式而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在这类日记中,自然会充斥着高度政治化的口号式言论,但形式上的表征背后仍隐藏着日记书写者各自不同的写作内涵与复杂独特的动因。艰苦的生活环境,一再崩溃的革命理想,不可捉摸的政治局势,足以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迷茫与困惑,甚至倍感压力。83于是,原本作为革命生活政治仪式的日记写作也逐渐转而为个人化的表达需求,甚至也成为一种自我“去魅”(deenchanted)的过程。以“同山日记”为例,便可以读到他如何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发泄对知青命运的不满,又是

80 “1976 年11 月18 日”,“同山日记”。

81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6 页。

82 虽然绝大部分在天津郊区农村插队知青都在文革后陆续回到市区,但根据周杰荣(Jeremy Brown)所做到田野调查,仍有少量天津知青并未返城而是留在了郊县。

83 参见吴艳红、David J.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 年第1 期,第98-119 页)。

如何在笔尖下调试安抚这种愤恨的情绪。通过对其所记叙内容的考证与重建,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是一段地震灾害前后的天津社会现实,更是文革末期中国基层生活的缩影。

后人回顾类似灾难时,总会倍加珍视当事人的回忆,将之视为有价值的事物,而非将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本身,所谓“记忆”便就变成了“纪念”。84然而,如果后世的研究者仅仅把历史看作“纪念物”,那也就相当于将历史叙述局限于当下的想法与行为之中。在唐山大地震的个案中,灾难记忆本身时常后人成为了纪念与崇拜的对象,相关遭遇的回忆性叙述似乎也成为了我们目前了解当时社会实态的仅有资源。然而,对历史实态认知的缺乏则会妨碍后人深入在灾难中社会形势演变的实际脉络。换而言之,研究者需要的是通过其他形式的历史遗迹来与事后回忆进行史学层面的对话,继而予以验证。于是,私人历史叙述的价值便因此得以体现。

此外,若从社会研究角度观察,我们时常可以发现普通中国百姓的实际经验与研究者推测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认知落差。此类落差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无法填补不同基本事实间的空隙而造成的。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领域中,惟有尽可能地填补这些空隙,方能真正理解当时、当地的实际历史情境。同时才能让研究者真正走进那些基层的历史实态之中,继而使民众体验与研究推测之间逐步形成统一的历史认知。当然,任何私人叙述类的史料都不可能完全与宏观历史的走向完全契合,但至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综上所言,相较于社会名人的记述,那些基层“无名者”所留下的,能够予以考证的私人历史记述,反而有可能更具价值。86这些社会基层的“无名者”虽常被卷入各种运动,但他们却并非是绝对的盲从者或者纯然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任何普通人的经历都是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因为他们才是那段历史真正的承载者。

84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曾在其名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中描述了1960 年代后美国社会对犹太大屠杀的“神圣化”过程,并在学理进行非常有价值的总结,参见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Mariner Books, 2000.

85 Frederik Rosen, “Off The Record: Outsourcing Security And State Building To Private Firms And The Question Of Record Keeping, Archiv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Archive Science, 2008 Vol.8, pp1-14. 86 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往往不存在日后公开示众的顾虑,按照罗志田的说法这类人的日记时常“存在一个‘为人’到‘为己’的过程”, 有时候反比那些专门写给外人的名人日记更有史学价值。参见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 世纪20 年一位学人观察》 (《东方文化》,2003 年第2 期,第24-3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