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

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

沙青青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棒球作为自美、日传来的体育竞技运动,在20 世纪50 年代曾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亦被纳入社会主义专业体育的范围。时至60 年代,棒球运动忽遭排斥,其间虽有反复,但整个项目几乎完全消失,直至“文化大革命”末期方得恢复。本研究通过梳理棒球运动的兴衰过程来探究该时期体育政治化的过程,以此分析体育与中共军队训练、统战及外交之间隐秘的政治联系。

〔关键词〕体育政治; 棒球; 美国文化; 军队训练; 统一战线; 外交

〔中图分类号〕D232; G812.9; 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 -3815( 2014) -02 -0045 -10

Play Baseball in New China: A Sport’s Situation Changes and its Multiple Roles

Sha Qingqing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baseball,from America and Japan,had a period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1950s and was also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socialism professional sports.Until to the 1960s,baseball was suddenly excluded.Although experienced setbacks,the entire project almost completely disappeared.Until the late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baseball got recovered.This study hopes to explore the politicized process of physical exercises during this period by combing baseball’s development of rise and fall in order to analyze hidden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physics and the CPC’s arm training,united front and diplomacy.

一、前言

1952 年8 月1 日,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即“八一”运动会在北京郊区如火如荼地进行。除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见运动外,棒球作为一项较冷门的运动却同样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六大军区及海军、公安部队皆派出棒球队参赛,竞赛场面之激烈不亚于其他球类项目。1这也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棒球比赛。

众所周知,棒球是一项起源并繁荣于美国的团体竞技运动,亦被称为“美国消遣”( Ameri-can Pastime) 。从19 世纪末始,随着美国经济、文化及军事影响力在全球的传播与扩张,棒球运动开始流行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加勒比及拉美等地。尽管源自美国,但新中国成立后,棒球运动仍迎来一段短暂的黄金发展期。据统计,1960 年前至少举办过十次全国棒球大赛,其频率和规模远超民国年代。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棒球亦为正式比赛项目,参赛队伍数量达到空前的23 支2。又如1958 年底“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上海还举行过全国11 个单位参加的全国分区对抗赛。

实际上,棒球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短,可追溯至清末,起初为美国侨民或留美学生间的消遣娱乐3。进入20 世纪后,越来越多从美、日

[1] 《解放军全军体育大会“八一” 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52 年7 月22 日; 谢丁: 《荣获冠军的华北军区棒球队》,《人民日报》1952 年8 月10 日。

[2] 《一些较弱的队勤学苦练在比赛中开始占上风》,《人民日报》1959 年6 月29 日。

[3] 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境内最早的棒球队出现于1863年的上海,由在沪的美国人组成。中国人最早接触棒球者应为1873 年赴美的首批官派留学生。这批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留学生曾在耶鲁组建“中华棒球队”。相关研究可参见陈显明、梁友德、杜克和:《中国棒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0 年,第5—6页; 陈显明: 《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棒球运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 年第3 期; 宋校能、陈静霞:《浅析棒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之路》,《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5 期; 等等。

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开始在国内组织发展棒球运动,而在清华、燕京、复旦、圣约翰、南开等大学里,该运动亦出现并有所发展1。仔细分析此时期棒球运动在中国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主要的发展区域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大城市,且依托各类大学、中学或商会开展活动。虽然曾被列为民国年间全国运动会等赛事的正式竞技项目,其间甚至还有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明星访沪比赛,但棒球在全国范围的流行程

度并不高2。

1949 年10 月后,新政权却对棒球运动持较为积极的姿态。1954 年5 月,国家体委审定并公布《棒球、垒球比赛规则》。各主要体育院校将棒球列为主要球类课程之一,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培养一大批懂棒球的体育教师和专业人才。1956 年,国家体育委员会在工作计划中,正式提出要大力推行包括棒球、垒球在内的“比较新的运动项目”3。同年4 月,国家体委在此基础上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棒垒球运动等级标准》,从体育专业的角度确立了棒球的地位,在日后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也能见到棒球运动员的身影。然而在1960 年后,这项运动却在中国大陆急速冷却,渐渐丧失竞技体育的活力,蜕变为对外宣传的工具。

1949 年10 月后,冷战格局已然形成,棒球作为一项最典型的美国式休闲运动居然在“铁幕”另一边的中国一度获得流行,实为一种不寻常的体育现象。在50 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力发展棒球者仅有中国,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一支棒球队4。此现象背后蕴藏的复杂涵义远远超过体育范畴,进而与当时新政权的社会管制策略密切相关,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统战和外交等诸多层面。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现代体育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渐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相关研究不断涌现5。其中,冷战背景下围绕体育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述渐为增多6。Susan Brownell 的研究则对中国体育政治研究有着开拓性贡献,触及新中国体育的所谓“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属性7。还有研究者试图从棒球运动出发来考察国际关系、殖民主义、国族意识等历史学、政治学课题,且多以日本、中国台湾作为研究对象8。本文则试图以棒球在

[1] 《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 年,第59—60 页。

[2] 1934 年12 月,以美国知名棒球明星贝比· 鲁斯 ( Babe Ruth) 为首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明星队曾造访上海并举行表演赛,一度引起舆论轰动,或可被视为1949 年前中国棒球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参见《棒球大王贝贝罗斯统领美国棒球队今晨抵沪》,《申报》1934 年12 月5日; 《棒球大王贝贝罗斯等昨在申园小试身手》,《申报》1934 年12 月6 日。

[3] 《中国今年的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活动将大大增加》,《新华社新闻稿》第2056 期,1956 年1 月29 日。

[4] 苏联棒球运动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后半期才开始起步,其发展背景是为了因应1992 年棒球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参见David Falkne,Soviet Baseball Tak-ing Its First Steps,New York Times,October 13,1988.

[5] Allen Guttmann,Games and Empire: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6] Barrie Houlihan,Spor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4; Nicholas Saran-takes,Dropping the Torch: Jimmy Carter,the Olympic Boycott,and the Co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7] Susan Brownell,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有关当时中国体育外交的研究亦可参考祝莉、唐沛: 《中国体育外交六十年: 回顾与展望》,《体育文化导刊》2009 年第 12 期; 俞大伟、袁雷: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 年第8 期。

[8]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棒球作为美国符号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继而成为战争动员的一部分。战后,棒球却又成为美国与日本确立新关系的重要润滑剂。参见Robert K.Fitts,Banzai Babe Ruth: Baseball,Espio-nage,and Assassination during the 1934 Tour of Japan,Lincoln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2;Sayuri Guthrie-Shimizu,Transpacific Field of Dreams:How Baseball Link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Peace and War,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2.又如台湾光复之初,国民党政权对曾深受日本影响的棒球运动态度冷漠,任凭棒球自生自灭,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台湾少棒队获得世界冠军后才开始予以重视并给予其所谓“国球” 的地位。参见Yu Junwei,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Lincoln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7; Andrew Morris,Colonial Project,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陈嘉谋: 《光复初期台北市银行公会棒球队发展研究( 1948—1968) 》,《体育学报》2002 年第3 期。

新中国的发展兴衰为观察视角,从军事体育、统战体育和外交体育等三个层面,进一步探究体育符号下的种种政治潜流及其所带来的复杂

影响。

二、从“消遣”到“军球”

1952 年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的竞技场成为棒球运动的新舞台,必然强化其身上独有的“军事体育” 特征1。实际上,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 的一部分2。1939 年前后,部分来自“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军战俘最先开始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据地以棒球运动作为业余消遣,对此有兴趣的八路军指战员随后也开始学习并

组织比赛3。

1940 年前后,在刘伯承麾下的129 师的棒球运动尤为普及,还组织过专门的青年棒球队及正式比赛。刘伯承对军事体育非常重视,认为体育可以辅助军事训练。他特别提倡部队打棒球,因为打棒球可以极大地锻炼臂力,对投掷手榴弹有帮助,而且器械简单,花费不多,还可以培养战士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4。为了开展简化的棒球运动,129 师师办报纸《战场报》专门刊登了诸如《怎么打棒球》之类文章,使棒球运动在基层部队得到普及5,以至于在当时根据地传唱的《体育运动歌》中都有了“打棒球......看谁的臂膀粗” 之类的歌词6。抗战结束后,中共军队内部依旧将棒球视为军事体育予以保留。1948 年4 月,刘伯承在起草《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报告中,甚至还以棒球比赛举例写道: “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象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7

1949 年下半年后,由于相关军事领导认为“棒球对锻炼体力、视力,培养正规军人勇敢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迅速果决的判断力和配合系统等方面有特殊作用”,便号召在各基层连队中推广棒球运动。为进一步证明诸如棒球这样的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军事训练,《人民日报》还发文加以举例: “如某军区战士刘洪生过去打靶时,枪一响就要眨眼,命中率很低。自他练习打棒球后,枪响不再眨眼了,并大大提高了命中率。”8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华北军区几乎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棒球队9。在某些棒球运动开展特别好的团,“每个连队甚至有两个棒球队,而且一般说都打得很好。棒球已经成为广大战士最爱好的一种体育运动了” [10]。除华北军区外,海军的青岛、吴淞基地及东海舰队都曾大规模开展棒球运动,其中尤以青岛基地发展较好,加之青岛海军医院中有一批日本籍军医,他们大多喜好棒球,因此平时比赛练习都很多。1952 年12 月,华东海军司令部在上海建立海军体工队,特别聘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棒球教练梁扶初为球队的客座指导。 [11]西南军区为了在全军比赛中获得好成绩,还曾经从各地抽调优秀体育人才组成棒球队,专门进行数月的封闭加强训练[12]。其间,同样邀请梁扶初入川讲学,希望快速提高当地部队的棒球竞技水平。

首届全军运动会后,棒球在全国各部队中

[1, 2, 3, 4, 5, 6, 7] 黄金麟的研究曾论及近代以来军事观念对身体建构的巨大影响,而军事身体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体育运动”。参见黄金麟: 《近代中国的军事身体建构,189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3 期,2004 年; 黄金麟: 《政体与身体: 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 年。谷世群编: 《中国体育史》下册,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295—297 页。参见辛鹰: 《抗日战争中太行三军分区的棒球运动》,《体育文史》1984 年第3 期。另可参见朱育理、阮崇武等当时延署分区干部子弟学校学生的口述回忆( 纪录片《我的抗战》第9 集,2010 年) 。陈显明、梁友德、杜克和: 《中国棒球运动史》,第 17—18 页。刘备耕: 《〈从抗日先锋报〉到〈战场报〉———八路军一二九师报纸工作的回忆》,《名将风采》,成都出版社,1991 年,第224—239 页。辛鹰: 《抗日战争中太行三军分区的棒球运动》,《体育文史》1984 年第3 期。《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410 页。

[8, 9, 10, 11, 12] 王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育运动》,《人民日报》1953 年11 月28 日。孟照: 《华北军区开展棒球运动的初步经验》,《新体育》1952 年第9 期。谢丁: 《荣获冠军的华北军区棒球队》,《人民日报》1952 年8 月10 日。陈显明、梁友德、杜克和: 《中国棒球运动史》,第 38—39 页。梁友德编: 《基层棒球———我们共同的事业》,文津出版社,1999 年,第4—5 页。

的流行程度愈来愈高,极大地推动了该运动在全国各地区、各层面的普及。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等将领对这项运动均持支持态度,如贺龙在接见棒球名宿梁扶初时曾对他说: “你是棒球专家,才真识广,希望在你指导下,把部队和全国的棒球搞起来。”11955 年,随着全国各大行政区及野战军建制撤销,原属各部队棒球队也进行重组,将全国各部队的棒球精英全部抽调到北京,组建了解放军棒球代表队———八一棒球队。这支球队的组建目标就是为应付日后与美国、日本等专业棒球队之间可能进行的比赛,为参加国际比赛备战。1959 年5 月6 日,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正式开幕,参加棒球比赛的队伍增加到14 支。

棒球运动作为军事体育的发展与流行,客观上使棒球作为一种美国及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体育运动,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仍得以留存。1952 年至1960 年,全国性棒球比赛达十次以上。1959 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参赛队伍多达24 支,遍及23 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单位。1960 年全国棒球分区对抗赛时,八一、海军、空军都派队参加。

在民间,棒球运动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甚至在专业体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此间缘由除了运动竞技外,在某种程度上隐含有统战之目的。

三、另辟蹊径的棒球统战

中共军队最早开始从事棒球运动,除配合军事训练外,也是为了争取日军战俘的配合与信任。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同样允许甚至鼓励美军战俘在战俘营组织包括棒球在内的体育比赛。1949 年前,除中共军事系统外,中国国内喜好或从事棒球运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多为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或留学海外者。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相当频繁。1931 年9 月,上海市运动会的棒球冠军决赛便是在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之间展开的2。大批留学生也在海外学习中养成了看棒球的习惯,如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希德在美国求学工作时,便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知名球队波士顿红袜队( Boston Red Sox)的球迷,直到晚年仍关心这支球队的战绩3。同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56 年回国的自动控制学专家陆元九在回忆美国生活时,还曾特别提到: “在国外时,总把一些时间用在无休止地谈住房、棒球上去了。”4

第二类则是长年生活在日本或东南亚的归国华侨5。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 李敏宽便是1953 年归国的日本华侨,而当时担任其教练的则是同样由日本回国、毕业于当地棒球名校———东京法政大学并参加过日本职业棒球比赛的刘赖章6。作为当时大陆棒球界最优秀运动员的刘赖章,曾在首届全国高中垒球锦标赛中带领天津队夺魁,上场队员中一半是日本归侨7。1956 年,武汉市政府和体委同意归国日侨组建侨联棒球队,并为其安排专门的比赛训练场地,曾参加过全国比赛8。实际上,在早年中国各地棒球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几乎都能发现归国华侨的身影。即便在内地边远地区,类似情况也并不少见,如1958 年贵州省组织棒球队时,便由一位名为“陈威廉”的南洋华侨担任

[1] 陈显明、梁友德、杜克和: 《中国棒球运动史》,第 39 页。

[2] 《全市棒球冠军属之复旦大学》,《申报》1931 年9月22 日。

[3] 王增藩: 《谢希德》,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40、149 页。

[4] 蔡鉴远: 《思想改造大有好处———访自动化专家陆元九先生》,《人民日报》1957 年8 月26 日。

[5] 值得一提的是在旅日华侨中,棒球运动非常受欢迎。祖籍浙江青田的第二代华侨王贞治( Oh Sadaharu)曾创造了全世界职业棒球比赛最多全垒打的纪录,首届日本国民荣誉赏得主,也是迄今唯一的非日本籍人士。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大陆方面就曾接触过王贞治,此后也邀请其访问大陆,并将其作为华侨楷模进行宣传。台湾则将其视为“中华民国英雄”,接受过蒋介石接见。参见鈴木洋史: 「百年目の帰郷: 王貞治と父·仕福」,東京小学館,2002 年。

[6]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台海出版社,2003 年,第231—239 页; 《把才智献给祖国———记北京市部分优秀专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21—38 页。

[7] 刘赖章,祖籍广东的日本归侨,早年曾是日本法政大学的主力投手,毕业后参加了日本职业棒球名队南海队,亦为华侨球员第一人。民国年间,曾造访上海、北京等地,参加当地比赛并予以指导。新中国成立前回到天津,“文化大革命” 期间去世。

[8]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

集》,第267—275 页。

教练,负责选拔人员参加次年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棒球赛1,类似情况也曾出现在四川等地2。

各地在组织棒球运动时,多会考虑到主要参与群体的特殊性,并鼓励知识分子或归侨参与,“让广大知识分子和华侨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各项体育均得到了发展”3。在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中,作为棒球传统强队的上海就分为红队、蓝队参赛,由梁扶初、诸日胜分别出任两队教练。这两支上海队的运动员除专业运动队外,大都来自大学、中学、研究机构、医院,甚至还有来自上海交响乐团的职业音乐演奏家,拥有大学学历者近半数。他们大多在1949 年前后就读于上海各主要大学,或拥有海外经历,在大学期间学会打棒球。4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上海棒球的普及程度及主要参与者的人员结构。在这届比赛中,上海方面的主办方在承办比赛之余,尤其注重“积极推广棒球运动及宣传”,“印发说明书,来帮助观众看比赛”,很多精彩比赛的观众人数都超过3000 人,一时盛况空前5。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

非专业上海运动员来源情况

资料来源: “代表队名单”,《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秩序册》 ( 1958 年6 月1 日—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364 -7。

在1959 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棒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北京队夺得棒球比赛桂冠,队中多达9 人系日本归侨,随后均获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 称号6。1963 年上海棒球队正式撤销时,全队16 名队员中,大学毕业者3 人、大学肄业者3 人、高中毕业者2人、高中在读者6 人,另有华侨2 人; 而球队主教练也是民主党派人士,之前还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以中国当时社会环境而言,这样的人员构成在运动员中无疑堪称“高知群体”。因此有关方面对此积极予以扶持,以期达到统战之效。除组织专业比赛外,各级主管部门有时还会安排爱好棒球的华侨及其家属从事这项运动,并作为改善归侨生活的工作成绩予以报道,如曾有华侨感谢党和政府将女儿“送到县里锻炼打棒球”7。此外,诸如上海这样棒球运动较发达的地区还会要求各工作单位给予参加棒球运动的“统战对象”以特别假期8。

此外,新政权还积极邀请香港、澳门选手赴内地参加包括棒球在内的各项运动赛事,继而“壮大祖国的运动队伍,为国家争光”,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香港的中国运动员,从来就有神圣而光荣的权利代表祖国参加国际竞

赛”9。

棒球运动的特殊性是由当时主要参与群体的独特性决定的,这种独特性也使这项运动更多地被赋予体育统战的色彩。而所谓“体育统战”与“文化统战” 一样,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皆大有工作可做” [10]。在当时各类全国比赛中,除各级体委主持赛事工作外,统战部门也会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例如考虑到归国华侨、留学人员、知识分子较多的情况,统战部门总是特别强调“加强团结” 的重要性,要让这些被统战对象认识到“只有在我国这样的

[1] 王光亮: 《我经历的第一届全运会棒球比赛》,《平坝文史资料选辑》第11 辑,2004 年,第160—163 页。

[2] 《建设攀枝花的人》下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243—267 页。

[3] 《卢湾区体委关于市垒棒球训练打算》( 1958 年12月8 日) ,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60 -2 -

14 -33。

[4] “代表队名单”,《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秩序册》( 1958 年6 月1 日—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364 -7。

[5] “一九五八年全国十一城市棒球分区对抗赛总结”,

《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秩序册》( 1958 年6 月1 日—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364 -7。

[6]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231—239 页。

[7] 杨本镜: 《归侨日记》,《人民日报》1960 年7 月10 日。

[8] 《关于市棒球队员集训给予公假通知》( 1958 年4 月29 日) ,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60 -2 -

14 -15。

[9] 董守义: 《欢迎港、澳运动员来京参加选拔赛》,《人民日报》1956 年9 月12 日。

[10]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时事出版社,1989 年,第193 页。

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有这种气象,深深体验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因此,棒球运动的存在乃至繁荣亦可反证统战工作在社会各个细微层面均卓有成效。

四、“打球是政治任务”

然而,无论作为“军事体育” 抑或“统战体育”,棒球在20 世纪60 年代便迎来了急速衰落的时期,甚至一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在棒球运动尚在新中国流行之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已经开始批评棒球运动,多将其与美国式“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在新闻报道中,称美国年轻人虚度光阴,“寄情于象棒球击球率、投手得分和淫书淫画等美国时行的荒唐玩意儿”2。在批判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 “在美国,棒球运动却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大生意,受着垄断组织严密的控制。近来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市场萎缩的普遍现象,垄断组织操纵下的棒球业也愈来愈不景气。”3

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使棒球自身的“资本主义特征” 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显得愈加不协调。反右派斗争后,中共的统战策略悄然发生变化; 而在经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 的风波后,原本一度支持棒球运动的高级将领纷纷遭到批判。同时,若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进行国际交往,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政治宣传效果。因为当时绝大部分开展棒球运动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集中在所谓“西方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棒球运动的普及程度较低。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国家层面对棒球运动的支持力度自1960 年后大幅度减少,全国比赛都相继停办,原本希望参加国际比赛的八一棒球队也被撤销,国家体委甚至开始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业队。

时至1963 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专业棒球队都已相继被撤销,仅存的上海队也处于“奄奄一息” 的困境之中。1963 年5 月,上海体育委员会致上海人委文教办公室的报告便指出,目前棒球队的实际情况已经失去专业条件,并认为“棒球队的任务不明确”: 若是要为拿全国冠军,那么全国已经三年没有比赛了; 若是为了赶超国际水平,那么如今状况根本不可能且几乎从不出国比赛4。同年6 月,作为当时全国最后一支专业棒球队的上海棒球队最终难逃被撤销的命运,棒球仅作为所谓“保留项目”予以留存5。此后两年间,大陆停办所有的专业棒球赛,专业队亦全部撤销。运动员要么转业,要么改练其他运动项目。

然而,就在棒球运动濒临消失之际,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又使这项运动“起死回生”,由于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岛国的革命而担负起“体育外交”的政治任务。1961 年4 月,“猪湾事件”爆发,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在成功击退侵略军后,正式宣布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换取苏联的经济与军事支援。古巴导弹危机后,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层仍将与莫斯科结盟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视为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基石。中国与古巴早在1960 年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除积极推动政治关系外,中国方面也希望借助体育和文化交流增进与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已逐渐公开化、白热化,双方在各类国际场合中的摩擦与冲突时而出现。苏联非常担心中共在古巴影响力的扩大,忧虑毛泽东的“好战” 言论与卡斯特罗的“狂热情绪” 彼此刺激,酿成更严重的国际事件。6与之相对,中国自然希望能够

[1] “一九五八年全国十一城市棒球分区对抗赛总结”,《1958 年全国十一单位棒球分区对抗赛秩序册》( 1958 年6 月1 日—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364 -7。

[2] 〔美〕迪克·瓦瑟曼: 《从美国大学生腐化堕落看美国社会病态》,《人民日报》1957 年12 月7 日。

[3] 乐山: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棒球业》,《人民日报》1957 年10 月31 日。

[4] “关于棒球队的思想情况和今后训练工作的报告”( 1963 年5 月21 日) ,《关于撤销棒球专业队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696 -

104。

[5]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拟撤销棒球专业的报告” ( 1963 年6 月11 日) ,《关于撤销棒球专业队的

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696 -

104。

[6] 〔俄〕普罗佐蒙什科夫著,许剑波译: 《中印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与中苏分裂》,《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 年第4 期。

争取古巴在政治上站在自己这一边,虽然无法提供如苏联那样的巨额经济援助,但希望在政治与文化层面获得认同。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古巴在历史上长期受美国熏陶,文化、体育等方面皆与东欧、亚洲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棒球是古巴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这也与其他拉美地区足球较为流行的情况截然不同。早在1962 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古巴“革命群众新气象” 时就曾提到“古巴全国有136 个青年棒球队,有21 万人参加了在哈瓦那举行的全国棒球赛”1。这也使日后中国与古巴之间以棒球为工具,推动体育外交成为可能。

古巴与美国关系交恶后,不仅遭到经济封锁,在国际体育领域亦受到打压。1963 年11月,国际业余棒球联合会取消古巴主办第16 届业余棒球锦标赛的资格。中国官方为此声援古巴政府,指责“国际业余棒球运动联合会主席塞卡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主子指示给他的政策,说体育和政治不应该混淆在一起的那些人却由于政治原因而侵犯了古巴的权利”2。此时,中国刚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 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参与的综合性国际运动会。在中国无法顺利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下,其政治意义远胜于体育竞技本身,正如时任副总理的陈毅所言: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充分表明,新兴国家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阻挠和破坏,就能够发挥出朝气勃勃的伟大力量”,通过运动会的举办还要树立“分清敌友而不为虎作伥” 的新精神、新风格3。在当时体育外交渐盛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向古巴派遣游泳、篮球、体操等体育代表团进

行交流访问。

在体育、文化代表团的交流访问中,中国代表认知到棒球运动在古巴无可比拟的流行程度,“古巴全国上下热爱棒球的情况,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卡斯特罗总理经常亲临棒球场观赛、开球、督战,有时还直接指挥作战或参与比赛”。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在哈瓦那拉美体育场看棒球赛,卡斯特罗在接见他们时,兴致勃勃地说: “人民非常喜欢这个。”41964 年夏,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体育场棒球比赛后接见中国游泳队和体操队,“他亲自参加了这场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他参加的奥连特队战胜了哈瓦那队。中国运动员应邀观看了古巴人民这一传统体育的比赛”5。

此外,中方对古巴棒球水平的赞誉同样不遗余力: “特别是棒球,无论是从普及或提高的角度看它,水平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古巴棒球球队曾在去年第四届泛美运动会上,以十三比一大胜美国队而荣获冠军。美国佬想用重金收买这个冠军队,但没有一个古巴运动员上当。这件事情至今被传为美谈。”尽管古巴在棒球界享有“世界强国” 的地位,但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则“曲高和寡”,苏联方面甚至曾建议古巴应该转而发展足球。在中苏论战正值高潮的背景下,中国方面视之为揭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佐证,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言辞激烈的批判: “有人竟借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开展棒球,就要取消古巴的棒球,叫搞足球。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哪怕是在小小的棒球上。”6

于是,在1964 年中国与古巴商讨体育文化交流计划时,中国方面主动邀请古巴派遣棒球专家访问教学。根据此计划,古巴在1965 年10月派遣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问中国,帮助培训中国的棒球教练,提高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这是新中国棒球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涉外活动。7不过,此时中国取消棒球专业队已近两年,没有棒球教练员的专业职位。但是,此次古巴棒球代表团访华的政治意义重大,况且中

[1] 《古巴群众性体育活动迅速发展》, 《人民日报》1962 年3 月1 日。

[2] 《古巴抗议国际业余棒联的无理决定》,《人民日报》1963 年11 月20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0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431—432 页。

[4] 荣高棠: 《访英雄的古巴归来》,《人民日报》1964年4 月30 日。

[5] 《卡斯特罗总理接见我游泳和体操队》,《人民日报》1964 年9 月1 日。

[6] 荣高棠: 《访英雄的古巴归来》,《人民日报》1964年4 月30 日。

[7] 陈显明、梁友德、杜克和: 《中国棒球运动史》,第 45 页。

古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微妙时刻1。

此次棒球训练班在国家体委和上海市体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外交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给予监督指导,并组织学员接受专门外事教育,建立政治纪律,加强思想领导。集训之初,部分参加学员认为: “棒球已经好几年不搞......训练后与自己工作无关系,学了无用处,只是当当陪客。”针对这类想法,国家体委亲自监督思想工作,明确告知参训学员“打球是政治任务”,要与“当前生产、学习,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 相联系,在整个训练筹备及进行过程中,必须让运动员体会“这不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的荣誉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问题”2。

既然是“政治任务”,那么除了传授棒球技术,更重要的就是“在接待工作中,要高举友好团结的旗帜,多做争取工作”,在具体工作策略上则要求“反帝调子可以搞一些,但不主动谈反修,也不强求对方表态,如对方主动提及反修时,可以证明阐明我立场及观点。若涉及卡斯特罗的演说,可以个人意见表态”3。

1965 年10 月10 日上午,古巴棒球教练团由北京飞抵上海,团长是胡安·埃阿罗·德拉埃兰,教练分别是阿尔贝尔特·阿尔瓦雷斯·科尔特斯马坦萨、比德罗·希梅奈斯·迪亚斯。作为“古巴胜利六年以来......第一次向兄弟国家援助”,古巴方面对此次棒球代表团访问也给予一定重视,希望借此缓解与中方略为紧张的关系。菲德尔·卡斯特罗自然了解此事,并在代表团出发前派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交待相关事宜。4

中方翻译和陪同人员在交流中,非常留意对方的政治见解和表态。在国家体委定期上交的活动简报中,绝大部分内容与政治、外交相关,棒球等体育方面的记述反而寥寥无几。在棒球培训班期间,恰值印度尼西亚政局动荡,苏加诺政权被推翻。中方特意安排人员,召集古巴教练们谈论关于“印尼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新闻,希望借此宣传“反帝决不能松懈” 的政治观点。尽管古巴代表团团长之前的“反帝调子很高”,也提出“体育战线上亦要反帝,不仅进行反帝斗争,一定要把美帝打败”。5但对于中方的宣传则没有太多回应,另两位教练“比德罗和阿尔贝尔特听的时候都睡着了”6。

虽然古巴代表一再强调中古友谊,但对于一切涉及政治的议论都相当谨慎,不愿轻易表态。在某次交谈时,古巴团长提到在来中国时途经布拉格,碰到古巴体委主席,他当时在莱比锡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领导人会议。他们聊到“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也受邀参加这个会议”。发现古巴代表的话题可能涉及“反修”,中方人员马上就利用这个机会,试探古巴教练团对苏联的态度,对团长说: “南斯拉夫勾结美帝攻击共产党,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两国人民的关系上,苏联虽与我们的关系很坏,我们人民还是友好往来。”7古巴代表一听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便马上采取回避态度,转而谈反对美帝的问题。

1968 年12 月底培训结束时,古巴教练一再赞扬“从未教到过这样干劲足的好学生”,“在课堂上、运动场上纪律好,表现了中国同志组织性强、纪律性好”8。但是,在政治观念的宣传层面未取得明显进展,古巴代表大多对“反

[1] 由于亟须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所以古巴难以避免地在中苏分裂中选择倒向苏联。1964 年底,古巴社会主义统一党等拉美九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中国、苏联,希望双方停止公开论战。1965 年3 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群众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领导人及其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言论。9 月,古巴外交部抗议中国大使馆发放宣传品,认为侵犯了其主权。

[2] 《全国棒球教练员训练班工作小结》( 1966 年2 月1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6 -1 -888 -85。

[3]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接待古巴棒球教练等三人的补充意见》( 1965 年10 月9 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B126 -1 -888。

[4]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接待古巴教练团情况简报》( 1965 年10 月19 日—2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B126 -1 -888。

[5]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接待古巴教练团情况简报》

( 1965 年10 月12 日—14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B126 -1 -888。

[6]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接待古巴教练团情况简报》( 1965 年10 月19 日—2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B126 -1 -888。

[7]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接待古巴教练团情况简报》

( 1965 年10 月2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6 -1 -888。

[8]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接待古巴教练团情况简报》

( 1965 年10 月2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6 -1 -888。

修”话题毫无兴趣。在被追问时,他们只是喊几句“反帝口号” 加以应付。而这次代表团访问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与古巴方面的最后一次体育文化交流。1966 年,双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彼此关系进一步走向紧张与对立。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古关系也逐步恶化,直到80年代才重新恢复关系。

五、余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则很明确地提出“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并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使体育运动紧密地结合并服务于当前的中心任务”,并且“批判体育工作脱离政治的倾向”。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级党委亦应“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1类似情况在苏联亦曾出现,苏维埃政权与体育运动的互动过程以及人民健康、体育爱好等均成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2。

以此为背景,便不难理解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境遇。素有“中国棒球之父” 称号的梁扶初在回顾1949 年前中国棒球运动发展时,称其“发展异常缓慢”3。与之相较,50 年代后,他一度成为华东军区、西南军区及海军体工队的座上宾,接受国家党政军高层领导的接见,以棒球专家的身份训练各地球队。然而,1960 年后,虽然偶有反复,但棒球运动几乎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到“文化大革命” 后才渐渐恢复。时至今日,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 年前的状况,正如另一位中国棒球界知名教练李敏宽所言: “棒球......是从美国传来的,在1960 年后的14 年间,便在我国‘自然而然’ 地‘改造’ 成了空白。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人类文明的倒退,为此,一代甚至几代人付出了成倍的代价。”4

“文化大革命”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迹象。1974 年,棒球全国比赛时隔13 年后再次举行,外交和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台湾问题的背景下,棒球代表团互访成为当时中日彼此交往的一种处理模式。1975 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队、爱知工业大学棒球队先后访华; 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也于同年造访,并在全国各地进行交流比赛5。1976 年,日本法政大学棒球队及日本教练代表队访华。随后两年间,中国方面也相继派出棒球代表团访问日本。除身兼外访任务,国内棒球人士还常被要求在统一战线领域发挥作用。1979 年,原中国棒球协会副会长、台湾籍日本华侨蔡季舟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会议期间,中方团长宋中曾要求蔡季舟主动与台湾代表接触,找机会与他们谈体育、叙乡情6。

当然,体育承担“外交” 或“政治” 角色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均屡见不鲜。以棒球为例,美国与古巴于1975 年也曾经尝试在哈瓦那组织一次棒球比赛。美国国务院官员提议效仿“乒乓外交”来推行“棒球外交”( Baseball Diplomacy) ,但该提议先后两次被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拒绝。7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16—17、9—10 页。

[2] Tricia Starks,Body Soviet: Propaganda,Hygiene,and the Revolutionary State,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8,pp.209 -210.

[3] 梁扶初: 《棒垒球指南》,上海熊猫体育会,1949

年,第2 页。

[4]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第233—234 页。

[5] 《骨肉同胞,情深意长———记台湾省籍棒球运动员在旅大的日子里》,《旅大日报》1975 年6 月21 日;《骨肉情深———记甘肃省棒球队和台湾省棒球队》,《甘肃日报》1975 年10 月16 日。

[6] 《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

集》,第449 页。

[7] “Letter from Bowie K.Kuhn to Henry Kissinger” ( Janu-ary 14,1975)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2,http: / /www.gwu.edu / ~nsarchiv /NSAEBB /NSAEBB12 /docs/doc01.pdf; “Action Memo-randum: Baseball Team to Cuba”( February 14,197) ,Department of State,Secret Cable,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2,http: / /www.gwu.edu / ~nsarchiv /NSAEBB /NSAEBB12 /docs/doc07.pdf;“Baseball Exchange with Cuba”,Department of State,Confidential/Eyes Only Memorandum,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2,http: / /www.gwu.edu/ ~nsarchiv/NSAEBB/NSAEBB12 /docs/doc14.pdf.

而在20 世纪80 年代的韩国,全斗焕军政府曾推行所谓“3S 政策( 3S ,Sports Sex Screen) ”,即希望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职业棒球比赛等娱乐消遣活动来消解当时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当时便有韩国舆论称之为“国民催眠术”1。

新中国的体育运动也具有比较高的政治化程度,这显然与国家当时的现实需求相关。新中国对体育项目乃至文化内容的取舍,主要基于一种现实层面的考虑。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必然导致棒球运动的发展只可能是短暂繁荣。无论是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还是统战成果的载体,以及外交上信手拈来的工具,都对国家政权有着现实意义和价值,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时效性。基于此,几十年来,政治与体育的关系仍在继续,始终影响着中国相关政策的走向。

( 本文作者上海图书馆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31)

( 责任编辑吴志军)

① 《홍보의 불균형》, 《동아일보》, 1984년 5월 24일 작성. 2009년 6월 22일 확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