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Branch 究竟是干嘛的
十年前看完《寒战2》时，曾在豆瓣上留下一句短评：
“3.5。片中提到一个细节：1995年政治部裁撤。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也叫 Special Branch，实质上是军情五处的分支机构。看过50年代政治部的档案，关于 KMT 与 CCP 在香港活动的报道，印象深刻。”
十年后，《寒战 1994》果然还是围绕“政治部”（Special Branch）做文章。就电影而言，我大概依旧给出“尚可”的评价。
不过，这部前传有点过于抬举英国人，又或是军情五处或六处了。
此外，历史上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与电影中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多年前，曾有机会阅读过一批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港英警务处“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历史档案，主要时段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
因此，想借此机会，简单聊几句“Special Branch”的历史。
所谓“Special Branch”，在香港的语境中被翻译为“政治部”，但其并非是“港英时代”的特产，而是大英帝国对内政治保卫的“传统艺能”。
在英国本土、各殖民地例如新加坡、印度、香港，乃至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部门中，都设立有“Special Branch”，亦可翻译为“特别部”。
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特别部的档案就从1894年一直延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批”上海特别部“的档案最后辗转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数量庞杂，其中有大量”特别部“对中共、共产国际、左翼人士的监视纪录和情报档案，极有研究价值。
以下就是一份1933年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特别部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远东的监视报告。
至于“特别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
1883年，伦敦警察厅（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兰场”）设立了“爱尔兰特别部”（Special Irish Branch），旨在打击、镇压当时愈演愈烈的爱尔兰独立运动及其衍生的所谓“恐怖袭击”。不久后，这个部门的职责范围逐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爱尔兰事务，而逐步扩展为一个对内反颠覆、反间谍的政治安全保卫部门，名称也就变成了“特别部”（Special Branch）。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要求在其主要殖民地的警察部门中设立职能类似的“特别部”，负责监视殖民地的政治活动、各类左翼政治社团以及抵抗外国情报人员的渗透，并由伦敦警察厅的特别处来统筹管理并进行业务指导。
至于军情五处与特别部的关系，最初也并非是上下级，而是处于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微妙状态。
1909年，军情五处正式诞生后，起初的定位是军事反间谍机构，用来应付当时英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德国间谍恐慌”，但很快就开始涉足国内反颠覆和政治安全问题，进而与“特别部”形成了天然的竞争关系。不过，当时军情五处人员很少，其国内执法还缺乏法理依据，尚不足以指挥或取代特别部。双方关系的逆转发生在1930年前后。当时，伦敦警察厅的特别处曾闹出过“内奸丑闻”，有两名特别处的官员被指曾向共产国际泄露情报。
此后，军情五处便顺势掌握英国国内安全问题的主导权，特别处开始沦为一个执行（执法）部门。换言之，军情五处负责最高级别的情报管理、负责战略并下达命令，特别部主要负责落实五处的命令，承担执法责任（尤其是英国国内及其殖民地）。而各殖民地警察部门内的“特别部”自然也就成为了军情五处事实上的“分支机构”，冷战期间亦是如此。
1992年，伦敦警察厅特别部的大部分职能已被军情五处接收，几乎所有的档案也都移交给了五处。1995年，港英当局警务处政治部撤销后，其档案自然也就被运回了英国本土，转由五处负责。
2006年，特别部与反恐部归并，成立“新苏格兰场”的反恐指挥部（Counter Terrorism Command）。特别部作为一个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香港的政治部而言，其主要职能也在于情报搜集、监视监控。冷战时代香港鱼龙混杂，各方人物频繁出没，自然就给了政治部很大的活动舞台以及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勒卡雷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中就会把香港作为他笔下间谍世界的重要舞台。毕竟《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是从香港开始的，而《荣誉先生》就是一个关于香港的间谍故事。
说回《寒战 1994》，片尾时军情六处的出场非常突兀且不合理，换成五处或许更合适。至于英国人为1997年后布线埋雷，虽在意料之中，但场面肯定不会像外企面试一般。但凡有所了解者，看到此处多少都会感觉出戏。
此外，正如我在拙作《敌友难辨》中所描述的那样，英国的情报部门，无论是五处，还是六处，又或是特别部，在历史上荒腔走板的事情非常多，在爱尔兰如此，在香港亦是如此。
而在“《寒战》宇宙”里，或许是出于戏剧需要，有点太过抬举英国人了。
顺便推荐两本书：
最后贴出两份港英时代政治部历史档案的边角料，或可一窥其日常工作。
顺便一提，当时政治部的报告几乎都只让英国人过目（UK EYES ONLY）。
第一份是1952年政治部对三合会的调查报告
第二份则是1954年8月港英警务处政治部负责人 Willoox 给时任警务处处长的一份报告，大意是政治部发现退居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当时会利用“民航空运公司”（CAT）的公司邮包来传递情报，而政治部已经顺藤摸瓜，初步掌握了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地下联系网络，发现了他们在港的“安全屋”（safe house）。
